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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激發人心中的爭奪心，容易導致人慾膨脹，奢望一些非分之想。古人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情不可恣。”實事上，從個人來看，常遭禍亂的也是那種，外張有餘，內張不足，導致內外失調的那類人。從國家社會還來也是如此，尚爭的社會常亂。在《史記&amp；#8226；禮書》裡面，司馬遷談到禮之由起時，“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我想起了孟子對梁惠王說的話：““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前賢早已洞察人慾膨脹，帶來的爭權奪利的危害性，就從本源入手，損欲寧爭，不足與遺漏部分則用法制來補足，而西方則相反，在爭超過限度發生後，用法來制約，在義大利政治家馬基雅弗裡“使人畏懼”的政治理念下，進行事先防範。事實上，人的情慾如水，當在高壩下，水是清的，美麗的，如果決壩，那麼，水就會變成洪水，四處肆虐。作為人及其群體，不能是沒有限制的。自由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因為這不符合群體發展的規律。西方式的民&amp；主制度，在制度上提供了對權利的監督的同時，同時也開啟了人心裡的貪念與爭欲。到最後再用法來圍堵。相比中式民&amp；主，是捨本逐末的。

所謂“中國式民&amp；主”，最薄弱之處在於，政府的自覺，在人的貪慾與利益爭奪面前，會經常出現不足，而人民由於不掌握相應的權力，因而，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也不足。在沒有有效的外部約束下，人的道德良知與品行，是經不起情慾的不斷浸蝕的。而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對法律的輕視，又會讓人們在利益面前，以身試法，甚至以身踐法。　。。

四、中體西用——中國式民&amp；主？

如何保證人民對政府的有效監督，同時又避免人民因行使這種監督權而產生的多欲多爭，或是中西融合的重點所在。

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比較有明顯的幾點進步：

一、在最高權力的轉移上，由一家世襲制就成了群體世襲制。這避免了因個人能力不適任而出現的政治權力爭奪鬥爭。二、因社會進步，杜絕了宦官與後宮干政的問題。

三、軍政分離與全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統一，減少了藩鎮割據的可能，但地方坐大的現實性與可能性依然存在。

四、女性得到尊重，在經濟上越來越獨立，在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五、由於交通與網路的發展，社會交流與溝通便捷。

六、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雖然目前這種教育仍偏重於獲取物質報酬方面。

現代中國（比較穩定的時期）與傳統中國（比較穩定的朝代的比較穩定的時期）比較也有明顯的不足：

一、由於經濟發展與人員流動，導致傳統大家庭的解體，由於情慾橫生，心性浮躁，自我意識膨脹，女性獨立，導致小家庭普遍煩悶、冷漠或解體，給下一代造成不良影響。家庭解體，導致親情淡泊，愛情多變，友誼不桓。

二、政府教育在導向與實踐上，以逐利為主，改變了傳統中國以德為主的教育模式。

三、由於沒有德教，也沒有“禮”的約束，現代中國，人的自我剋制遠不如古代中國。四、在犯罪方面，現代中國犯罪比率高於傳統中國。四、國際關係上，王道不顯（王道以“仁”），伯（霸）道不足（伯道以“義”），利益至上，但這種程度沒有西方國家高。五、人民“安分守紀順命”的程度不如傳統中國，在物質與功利社會下，滋生了更多的情慾。

六、官僚層由傳統的儒家學者型轉向了技術實用型。

“中體”的種子只有在適合的土壤裡才能生根發芽，否則就會長期隱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