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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諾比。現在，我們全都生活在那種恐懼之中。自然受到傷害後會把自己蜷縮起來，她在等待。梭羅亞斯德會說：&ldo;哦，我的悲傷！那些時光都去哪兒了？&rdo;

我曾經想過很多。我還曾探尋過它的意義。車諾比事件是俄羅斯思維模式造成的災難。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一點？當然，我也很認同某些作家和記者的觀點：這不僅僅是核反應堆發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個價值體系的大爆炸。但是，對我而言，這樣的說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滿意。

我是一名歷史學家。過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語言學上一那是一門關於語言的哲學。我們不會用語言來思考，但是語言會對我們展開思

考。還在我18歲或更早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閱讀一些地下出版物，並且由此而認識了薩拉莫夫和索忍尼辛。突然之間，我就讀懂了自己的整個童年，讀懂了我在街道上度過的童年時光，儘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長，我的父親在聖彼得堡大學擔任教授），但是直到認識這些人之後，我的那些想法和觀點才突然穿越之前的軍事語言，出現在我腦海里。對於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們而言，把父親稱作：&l;爸&rdo;、母親稱作&ldo;媽&rdo;是一件相當正常的事情。&ldo;每個該死的渾蛋身邊總會帶著一幫小混混&rdo;‐‐這是我在九歲時學會的一句俗語。當時的我不會使用任何文明詞語。就連我們玩的遊戲、說的話以及猜的謎語也全都來自於軍營俗語。因為軍營並不是另一個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們身邊，只不過存在於遙遠的監獄裡。阿赫瑪託娃曾經寫道：&ldo;國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則被關進了監獄。&rdo;我想，這種監獄意識不可避免地會與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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