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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似乎也安於自然條件所賜予的恩惠，漁樵耕織，安享“太平”。帝制改為共和、人民共和國替代民國，都不曾在這裡引發劇烈的動盪和騷亂。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溫嶺人開始走出村莊和漁港，先是設攤於各類城市，以小生意小買賣謀生賺錢；在歷經千辛萬苦掘得“第一桶金子”後又設小廠小坊於本土本鄉，從事小日用品的生產；及至今天，在小廠林立的同時也有了許多大型工廠和公司。溫嶺由此不僅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發源地之一，更是民營經濟發展迅速而卓有成效的地區之一。但2003年暑期吸引我們來到溫嶺的，與其說是這些令人驚歎的經濟奇蹟，毋寧說是在經濟奇蹟基礎上所出現的政治新潮。於是，我們驚歎於改革開放給溫嶺帶來的歷史機遇，驚歎於溫嶺人抓住這一機遇而創造性地發揮著自己的聰明才幹，進而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獨特的痕跡。

在短短的訪問期間，我們觀摩了溫嶺村鎮兩級的“*懇談會”，與基層幹部和市委機關幹部進行了高密度的座談對話，又同學界同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交流。儘管此行匆匆，但所遇所見卻足以讓我們費盡思量，去探尋其間所包含的更多意義和影響。

按照溫嶺地方幹部的介紹，我們所看到的“*懇談會”已經是第三階段的產物了。最初，“*懇談會”是作為緩解幹部—群眾矛盾的一種便宜手段而提出來的，其意圖是透過各級基層幹部，特別是村鎮幹部與群眾的對話會形式，交流交談交心，從而達到相互溝通和相互理解的目的。因而，“*懇談會”成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種操作形式。接著，無主題或泛主題式的“*懇談會”向著具有特定主題的方向發展。說到底“泛主題”的*懇談會至多像是一種年節時分的“忘年會”或“聯誼會”；但其中所包含的一般性溝通功能，卻因為群眾的積極參加和相對集中地關注於某些政策議題而發生了變遷，逐漸具有政策反饋的功能；為應對群眾具有特定關注取向的政策和管理問題以及相應的提問和建議，基層幹部又不得不就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事先準備，包括既定政策的解釋和未定政策預案的說明等等。這種狀況使得“*懇談會”開始超越最初設定的功能而具備了“政策諮詢會”的雛形；此後，經過有意識的經驗總結、試點推廣和理論提升“*懇談會”，儘管還保留了原來的名稱，但其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議事規則和最終結果也有不同的發展。

就我們所觀摩到的“*懇談會”而言，在鎮一級主要表現為就事關特定區鎮全體或大多數人口的某一重大決策問題進行公開說明和徵求意見，在村一級主要表現為就有關全村事務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相對而言，前者集中於決策方案的邊緣性改進，一旦有人就討論的政策方案提出意見，與會幹部可以當場評估和判斷，如果合理，馬上吸納進既定方案。其間所設定的操作性前提是既定的政策方案，已經經過內部的多次討論和徵求有關當事方的意見，政策方案應當已經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後者則有所不同，更像是一種決策方案的討論會，其目的是對具體的政策方案進行現場選擇；因而會議過程更像是集體決策，必要時還須動用投票程式。因此，在兩個不同的場合，主持人即鎮幹部和村幹部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前者主導會議程序，在肯定政策方案大體可行的前提下努力征求改進意見，最後的結果是強化政策方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後者主持會議討論，尋求最基本的共識並以此為基礎漸進式地推進，以圖確定具體的政策措施和集體行動。同時，參與者的情形也有差別，在鎮一級的會議上，參與者大多是平時比較關注公益事業或某項政策方案對其切身利益關涉更大的人員，是在自願的條件下參加會議的；而在村一級的會議上，參與者是代表一個家庭或幾個家庭，是在負有義務的基礎上受託參加會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