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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擴散效應”，但這種“擴散效應”的力度要弱得多、速率要慢得多。正如極化理論的提出者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指出的，在市場力量作用下，“極化效應”總是居於主導地位，如果沒有周密的經濟政策干預，區域間差異會不斷擴大。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區域差距拉大的宏觀背景，決定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地區差距在未來十年不僅不會縮小，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不平衡是地區發展的客觀規律。然而，嚴重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就會帶來很大的危害性，不利於我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當前，要採取措施，努力縮小文化產業發展的地區差距，促進文化產業地區協調發展。一是落後地區要有緊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廣大中西部地區經濟落後，但文化資源異常豐富。關鍵是在發展過程中要突出特色，以特求生存。只要規劃科學，政策得當，措施得力，中西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同樣存在大量機遇，在某些領域或環節演奏“第一小提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西部省份雲南文化產業的異軍突起就是很好的榜樣。二是加強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對口支援”，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機制，幫助農村和西部地區發展文化產業。三是政府實施有效的區域佈局政策，透過加大對落後地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緩解文化產業發展的區域分化，促進文化產業的地區協調發展。區域差別的變動呈倒U型，即在經濟起飛階段，區域差異逐漸擴大，然後區域差異保持穩定，但當經濟進入成熟階段後，區域差距隨著總體經濟增長而逐漸下降。從長遠趨勢來說，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更高階段後，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也會隨之不斷縮小。

楊吉華，*中央黨校研究生院，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1）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

鄭　功　成

農民工問題是我們自20世紀末開始重點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這是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其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程序不可逆轉，城鄉二元分割、分治格局必然要被城鄉統籌與一體發展所取代，而農民工的出現及這一群體的發展變化，無疑在這一程序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角色，能否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是中國能否順利快速地跨入工業化、現代化時代的決定性因素。有鑑於此，我們於2005年4～11月採取抽樣方法，開展了大規模的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所選調查地點包括深圳、蘇州、成都與北京，它們是中國不同地區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典型代表，從每個城市選擇2條街道、2個城鄉結合部、20家農民工較為集中的不同企業，再從中選擇若干名農民工，加上在公共場所隨機抽取的若干位農民工，對他們進行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共獲取問卷2　800份（有效問卷2　617份）、深度訪談120份，調查問卷涉及的問題及變數有190多個，獲取的資料資料達200多頁。本文即是在這次大規模調查的基礎上，輔之以相關文獻資料，對中國農民工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結果。文中所取資料除專門註明出處者外，均來自這次大規模調查。

一、中國農民工與農民工問題的現狀

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口身份卻在城鎮或非農領域務工的勞動者，是中國傳統戶籍制度下的一種特殊身份標識，是中國工業化程序加快和傳統戶籍制度嚴重衝突所產生的客觀結果。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之所以被稱為農民工，是他們在現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與擁有城鎮戶口身份的勞動者平等地位並享受相應權益的標記，它揭示著傳統戶籍制度及附加在這種制度之上的其他相關政策所具有的非公平性乃至歧視性，儘管這種非公平性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延續，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