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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和發展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發展面對著雙重任務，一是要保護自身文化，維護我們自身文化發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對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這就形成了百多年來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爭。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會通“中西古今”之學，以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共存共榮。對“國學”，特別是“儒學”，現在學術文化界有種種的看法，我簡單作點介紹：

（1）有的學者提出“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他們認為“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應對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戰”，“復興儒教是復興中華文化重建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因此，主張把儒教立為國教，在我們國家實現所謂的自古以來的“政教合一”。

（2）對這種觀點有來自兩個方面的批評：一是來自“自由主義派”，他們認為，“儒教救國論”是對當代*政治的反動，是對“平等”觀念的踐踏。把“儒教”立為“國教”會讓中國成為一個儒教的伊朗，“企圖將儒教意識形態化，為專制主義服務”。另一是來自*主義學者的批判，他們認為：“儒教救世的想象實質是道德作用的自我誇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學來追求王道政治，這樣只能重踏封建專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義”。

（3）還有一些學者從維護和發揚儒家思想出發，對“儒學”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現代新儒家認為內聖之學可以開發出適合現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認為儒家的“心性之學”（所謂“良知的坎陷”）可以發展出認識論的系統。也還有人認為，“三綱五常”仍有其價值。1994年杭州會議上，杜維明放棄了認為“三綱”有價值的看法，而認為“五常”還有價值，這是他的一個改變。還有關於“文化中國”的問題，杜維明提出這一想法，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義，但他把“文化中國”分成若干圈，核心圈為“大陸”、“臺灣”等；第二圈為海外華人；第三圈為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各國；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賞中國文化的外國人，等等。但他有個觀點是可討論的，他說：“文化中國的範疇很廣，有一批與中國沒有血緣關係，但對中國人影響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國的一部分，像釋迦牟尼、*等。”這也許很成問題。如此類推，可以有“文化歐洲”，“文化美國”，而中國的思想家，如孔、孟、老、莊等，在他們那裡有影響，也就是他們的一部分。

（4）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無疑是歷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對儒家思想應如何看，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今天對它有多種看法，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因為學術文化問題只能在自由討論，在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實現，在不斷的理性的對話中前進。

儒學的現代意義（3）

當然，我自己對“儒學”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對，要在討論中得到檢驗，它也只是眾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對於學術文化，我有幾點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歷史上的思想文化沒有絕對正確的，其自身往往包含著內在矛盾，儒學也是一樣。因此，“儒學”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歷史的侷限性，不可能都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適意義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給以現代的詮釋。第二，雖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斷發展的，但是，古代哲學家提出的哲學問題和他們的哲學思考並非都不如我們今天的，有些問題很可能是萬古常新的，例如中國哲學中討論的“天人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仍然是我們現代中國哲學討論的主題之一。第三，羅素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的發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必須不斷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