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第4/5 頁)

先，網路的使用與社會經濟地位呈現正相關關係。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階層網路普及率越高。

其次，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網路交往內容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範疇。網路交往的回報常常受虛擬交往方式中缺乏誠信等因素的影響。調查的結果不能支援網路交往的規模、質量與社會成員社會經濟地位無正相關關係。相反，調查的結果顯示，中產階層反而比非中產更不喜歡花時間進行網路交往。上網比例高，更多地使用網路的資訊獲知功能而不是娛樂或交往功能，使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之間的“數碼溝”越來越明顯。這樣一來，在網路的世界中，就出現了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的階層邊界。

最後，網路交往行為的方式和話題在很大程度上與階層歸屬無關。中產階層的網路交往行為遠不如其社交行為那樣帶有明顯的階層邊界，相反，在網路交往的空間裡，沒有中產階層的階層邊界。

傳媒效用：寂靜與喧鬧

1986年，鮑爾等主編出版了《媒介、受眾與社會結構》一書，該書認為，媒介系統與社會結構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媒介系統深深地熔鑄於社會其他系統之中，既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一切其他系統，又反過來受它的影響。張國良、黃芝曉主編《全球資訊化時代的華人傳播研究：力量匯聚與學術創新》；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第81頁。

作為中國社會變革晴雨表的傳媒，其運動和變化與中國中產階層的產生和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我們假定，在中產階層的表現形態與大眾傳媒之間，能透過以下通道產生互動影響：從經濟上看，中產階層群體的經濟觀念較為先進，不僅是市場經濟的擁護者，而且是傳媒產業潛在的投資人，他們對於傳媒的市場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從文化上看，中產階層對文化、教育的投入穩定，對資訊的需求強烈，是傳媒產業的主流消費者；從政治、法律上看，中產階層大多具有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是建設民主與法制社會的推動力量，當傳媒充當公共空間的締造者時，這個人群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深度捲入的參與者。因此，在一個大眾傳播高度發達的時代，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在更為抽象的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產階層的形成和發展，都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傳播政策的調整、大眾傳播理念的變革，以及媒介產業的成長；而在另一方面，媒介的變革也為中產階層的崛起提供了隱蔽的社會平臺、交流舞臺，促進著階層意識和身份認同的產生。

本章著重介紹“中國中產階層調查”成果中涉及中產階層人群傳媒接觸行為的幾個研究發現，包括：閱讀危機問題；電視疏離現象；網路依賴現象；流言敏感人群問題等。有關後一議題，論述中使用了“五大城市SARS流行的公眾反應與社會後果”的有關輿情民意的跨學科調查（2003，周曉虹教授主持；　以下簡稱“五大城市非典調查”）成果。作為輔助論證，本文亦使用了一系列相關的次級研究。

閱讀危機與中產階層的知識溝（1）

所謂“知識溝”（Knowledge�gap），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美國傳播學者蒂奇諾、多諾霍和奧利恩　最早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知識溝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資訊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資訊。這樣，資訊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小。”丹尼斯·麥克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第96頁。

知識溝與中產階層身份

蒂奇諾在調查了美國兒童啟蒙教育片《芝麻街》的播放及反饋情況後發現：利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