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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關頭，中產階層起到了積極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轉型期出現過度動盪的局面之時，中產階層的反應卻是保守的或者說是後衛的。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Hisn�Huang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p�55～75�

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也明顯表現出了政治後衛的傾向，但我們接著就會分析，這種後衛傾向並不意味著中產階層不擁護現代化程序中民主政治的推進，而是說他們一般都贊成以漸進而不是動盪的方式推進這種民主。

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後衛態度的形成原因是複雜的。就那些透過市場改革甚至尋租方式而獲得財產的中產階層來說，他們的政治後衛態度是由他們的經濟利益與黨和國家或黨和國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聯絡決定的。在我們前述古德曼有關山西的研究中，私營業主和國有企業的經理都與當地的黨政領導有著良好的個人或社會關係；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調查的私營業主中，佔最大比重的是社會資源豐富的原城鎮國有、集體單位的幹部（30�7％）　李路路：《轉型社會中的私營企業主——社會來源及企業發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第15頁。。這種經濟利益上的連帶關係，決定了這部分中產階層（主要是老式中產階層企業主）對現存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不會有變革的慾望，或者說，在他們和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產階層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壯大的中國新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同樣是後衛的。不過，形成這部分中產階層後衛政治態度或追求社會穩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產階層有所不同。具體說來，他們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接受精英教育的人，並且因此獲得了良好的教養以及體面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作。他們對社會穩定的追求、對社會動盪的恐懼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從其自身即所謂“自穩定性”方面來說，他們滿意自己的職業和收入，並且不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靠自己的“個人奮鬥”獲得的，而且他們也知道可以透過繼續的奮鬥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況，實現新的社會流動或躍遷；從外部社會環境來說，他們的地位是透過工作—收入的模式獲得的，並因此具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在表0…4中，我們能夠發現，與新中產階層有關的職業都獲得了較高的評價。同時，由於中產階層的一部分，如大學教授、作家、新聞工作者和人文社會科學家直接從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創造和傳播工作，決定了他們自己的價值觀以及對現存社會秩序的肯定比較容易為整個社會所認同。這樣一些特點必然決定了中產階層一方面反對社會動盪，但另一方面卻不會拒絕社會變革，他們希望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下實現社會的不斷進步。因此，中產階層是現代社會穩定的奠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社會未來的穩定，就取決於中產階層能夠以何種速度迅速地成長起來。

中國中產階層的基本功能（2）

表0…4當代中國社會職業聲望得分排序因篇幅有限，此處只取了前30名職業的職業聲望排序，原文共刊登了81種職業的聲望排序（參見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第83～84頁）。另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發展預測”課題組稍前進行的一項關於69種職業聲望的調查中，有21種職業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權威、或具有科學知識、或具有複雜的技能和較高的收入；28種在60～80分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