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鸚鵡

鸚鵡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繫辭傳上》）。早在先秦，人們已經認識到，人的一言一行，都關係到自身的榮辱，禍害往往是由言語造成的，又怎能不加註意呢？古代帝王為了從詩歌中瞭解民情，曾提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的說法。後世帝王雖然在嘴上也這麼說，但真能做到的卻不多。南宋楊泰之朝見理宗，坦率地說：「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一方面鼓勵別人說真話，一方面又因別人說了真話而加以迫害，後世專橫無道、剛愎自用的帝王，都是這樣。歷覽前史，西漢孔光在言行周慎謹密這上面，可算是個典型。據說他假日回家休息，和兄弟妻子一起閒談，從不談論朝中政事，「或問（孔）光溫室（漢長樂宮中有溫室殿）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一個朝廷大臣，竟落到這種地步，這已不是謹慎，而是膽怯，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不是可欽，而是可恥了。但是，由於禍從口出、以言得罪的情況一直存在，出於現實的需要，孔光的處世之道，也就一直成為某些人的榜樣。唐代楊師道為人酷似孔光，據說他「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

當然，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人自守直節，犯顏敢言。東漢末年，孔融上書獻帝，推薦禰衡，稱其人「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仇」。禰衡曾作《鸚鵡賦》，其中「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數句，深悉世途險惡。但終因秉性難移，最後和孔融都以直言畸行而取殺身之禍。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鸚鵡》）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同時作了八首詠物詩，這是其中一首。詩中拈出「含愁思」三字，代鸚鵡寫意，自傷翠羽凋傷，形貌憔悴，囚禁籠中，受制於人。頷聯追究鸚鵡落難的原因：今天翅羽被剪，六翮摧殘，全因當時自作聰明，多嘴多舌。一個「漫」字，說得十分可憐。中唐裴夷直曾用其意，作詩道：「勸爾莫移禽鳥性，翠毛紅嘴任天真。如今漫學人言巧，解語終須累爾身。」（《鸚鵡》）清人朱鶴齡認為杜甫這首詩，「似隱括禰衡賦中語」。如果說杜詩只是禰賦的簡化，未免過當，但也不能說禰賦對杜詩毫無影響。二者在詞意之間，確有相似相通之處，而且二者的感慨，也都不為鸚鵡而發。金聖歎說：「彼以多知而嬰羅網者，豈獨鸚鵡哉？覺鸚鵡別離之苦尚淺，彼別離之苦更甚也。」（《杜詩解》）末聯慨嘆世人一面憐惜鸚鵡的奇才，一面又摧殘它的羽翮，清人顧宸說：「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族之感，如魏武之於楊修，隋煬之於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杜詩詳註》引）

楊修為三國魏名士，博聞強識，才思敏捷。禰衡於當世之士，只推重孔融、楊修二人。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自長安進兵漢中（治所在今陝西南鄭縣），劉備據險扼守，兩軍僵持不下，「王（曹操）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又據說「魏武（曹操）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