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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廣德元年（763）十月，即楊貴妃被殺後九年，吐蕃入侵。當時宦官程元振專權，妒賢害能，外面的將領，心懷疑忌，竟沒有一人帶兵前往救援，致使代宗像玄宗當年一樣，狼狽出奔。杜甫當時在梓州，寫了一篇《冬狩行》，深致其慨：「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鹹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如果說周幽王以寵愛褒姒以招來犬戎之禍，唐玄宗以寵愛楊妃引起安史之亂，那麼，楊妃已經被殺，而皇帝依然出奔逃亡，又是由於什麼原因呢？看來造成國家禍害，必定還有在女色之外更深刻的原因。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王，作為幫助君王管事的大小官吏，能不深悔其禍，承擔責任、嚴以律己、痛改前非嗎？

《詠懷》與《北征》

《詠懷》與《北征》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的名言。遊覽過黃山的人，很難說出山上什麼最使他留戀：是波湧浪翻的雲海？別具風韻的奇松？還是千姿萬態的怪石？但說起黃山主峰，則非天都、蓮華莫屬了。同樣，讀過杜詩的人，也很難說出他最喜愛哪一首詩。杜詩山峙海涵，千匯萬狀，排天斡地，窮高極遠，無論抒情、記事、寫景、詠物，都已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但說起杜甫的代表作，歷來一致的公論是《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邵子湘說這兩首詩「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許沉鬱頓挫，碧海鯨魚，後人贊其鋪陳排比，渾涵汪茫，正是此種」（郭曾炘《讀杜札記》引）。楊倫說「尤為集內大文章，見老杜平生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種足以當之」（《杜詩鏡銓》）。而《唐宋詩醇》更斷言這兩首詩「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古以來，無此大文字」。

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杜甫自長安赴奉先（今陝西蒲城）探親，途經驪山，耳聞目睹了玄宗、楊貴妃等人荒淫無度的宴樂，回到家中，又見到幼子餓死的慘狀，悲憤異常，寫了《詠懷》。肅宗至德二年（757）八月，杜甫自鳳翔（今屬陝西）回鄜州（今陝西富縣）探親，一路都是荒涼蕭瑟的景象，回到家中，更覺悽苦不堪，百憂交集，寫了《北征》。這兩首詩集中體現了杜甫的思想認識、藝術修養水平，將安史之亂前後社會各方面的情狀，和杜甫當時所經歷的種種可傷可悲之事，上自朝廷政事，下至百姓生計，大自整個國家的艱危，小至一個家庭的不幸，都濃縮在其中，譽為「詩史」，確非虛美。

清人朱庭珍認為：「少陵大篇，最長於此，往往敘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敘事；寫景正迫，忽入寫境；寫境欲轉，遙接生情。大開大闔，忽斷忽連，參差錯綜，莫測端倪。如神龍出沒雲中，隱現明滅，頃刻數變，使人迷離。此運《左》《史》文筆為詩法也，千古獨步，勿庸他求矣。」（《筱園詩話》）在表現手法上，這兩首詩都撫時嘆事，感慨身世，或賦或興，或開或闔，忽正忽反，忽離忽合，若整若亂，若斷若續，中間忽自敘，忽敘人，忽言情，忽寫景，忽記事，忽立論，如山出雲，如水赴壑，起伏轉折，波瀾層疊，過接無痕，照應有情，極排盪頓挫、縱橫悠肆之奇。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當杜甫作《詠懷》之時，肝腸如焚，五內俱熱，胸中憤積，不能自遏，惟借詩一豁鬱勃之氣，故高歌慷慨，激昂淋漓，可與屈原《離騷》、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鼎足而三。「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詩人積憂如山，蓄愁似海，通篇所寫，就是個人的憂愁、家庭的憂愁、百姓的憂愁、國家的憂愁。宋代文論家嚴羽說「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滄浪詩話》）。以議論為詩，一直被看作是詩歌創作的一病，這並沒有什麼錯，只是不可一概而論。杜甫有「詩聖」之稱，同時也好在詩中議論，如《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