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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無諱

唐詩無諱

開元年間，玄宗在宮中行樂，對高力士說：「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於是命李白入宮賦詩。當時李白已在寧王處喝得爛醉，到了那裡，「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峙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孟棨《本事詩》）。這就是現在所見的《宮中行樂詞八首》。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詩。這些詩，各自獨立成篇，但前後照應，意實相關。雖然這兩組詩的寫作背景不同（李詩作於開元全盛之時，杜詩作於安史叛亂之後），宗旨不同（李詩是行樂之詞，杜詩是反思之作），但由於它們體裁相同（均為五律），篇目相同（均為八首），所寫內容相同（均為開元宮中情事），因此常被後人相提並論。

有趣的是：李白為取悅玄宗，以清詞麗句極力描寫當時行樂盛況，但後人卻偏說這組詩得《國風》諷諫之體，譏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聽雅樂而聽鄭聲，希望他能停止宴遊，關心政事，與民同樂。而杜甫這幾首詩，寫玄宗沉湎聲色，狎近倡優，鬥雞舞馬，以此作樂；即使在危機四伏、朝野不安之時，仍沉迷不悟，自以為江山可以永保，歡樂可以常在；直到叛軍攻破洛陽，兵臨潼關，方才如從夢中醒來，心生憂愁。「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洛陽》）。一個「初」字，將玄宗的昏聵、荒淫，極為深刻地表現出來。詩人透過追憶長安的往事、玄宗的淫樂，寓諷刺之意，以見荒樂為喪敗之源，淫蕩為禍亂之本，有故國黍離之思、物是人非之感，並告誡朝中君臣，正視前車之鑑，以圖善後之策。而後來偏有人說這些詩「固無譏刺之意，以為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杜詩詳註》引黃生語）。

「宿昔青門裡，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宿昔》）。這首詩前四句寫玄宗遊幸，後四句專寫淫蕩之事。楊貴妃曾為女道士，故詩中王母即指楊妃；日將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邊，正是寫楊妃的專寵。少兒為漢武帝衛皇后的姐姐，早先與人私通，生霍去病，詩中用以指楊妃姐姐秦國、虢國夫人；少兒憑倚在微風之中，正以喻楊妃姊妹的得幸。當初玄宗與楊妃姊妹在宮中恣意淫樂，外界誰能知道？即使略有所聞，又有誰敢傳說？清人吳喬說「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清平調詞》《宮中行樂詞》諸詩」（《圍爐詩話》）。單就情思旖旎、文詞俊逸而言，這首詩實不能與《清平調》相比，其長處全在揭露的大膽、諷刺的辛辣。雖然玄宗己經去世，但作為一個君王，其「神聖賢明」還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這樣將前朝君王的荒淫，毫無顧忌、毫不掩飾地表現在詩中，在過去是罕見的，在後世更難做到。

這樣的詩能在杜甫筆下出現，並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語觸犯君王、從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禍的似乎還沒有。中唐劉禹錫因參與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運動，被貶為朗州司馬，十年後方才應召入京。當時正是春天，劉禹錫作了一首《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詩中以千樹桃花，比喻十年來由於趨炎附勢而官運亨通的朝中新貴。當時有些嫉妒劉禹錫聲名的人，將此事告訴執政，大肆中傷，但結果也只是以出為連州刺史了事，並未辦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帶來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強盛繁榮；而國家的強盛繁榮，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氣度，對外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對內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亂後，王朝雖已開始衰敗，但此風幸而猶在。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