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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六月，肅宗大舉貶斥以房琯為首的舊黨人物，杜甫被貶為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同年冬，從華州赴洛陽探親。次年離開洛陽，回華州任所，途經新安（今河南新安縣）、潼關（在今陝西潼關縣北）、石壕（在今河南陝縣東南）等地，目睹這場戰爭給百姓造成的巨大災難，特別是徵丁抓夫的慘狀，寫了《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六首詩。相州潰敗，這對當時社會有著極大影響的事件，在正史中卻以簡單的幾筆帶過。杜甫這組詩，對此作了極其真實、具體、深刻的反映，成為後人瞭解唐代社會的珍貴文獻，這正是杜詩作為「詩史」能夠補充正史、超過正史的地方。

根據唐代的兵制，徵兵的物件是年滿二十三歲的成丁，一戶有三丁則徵一人。但在杜甫詩中，情況已全然不同。在新安縣，由於壯丁都已入伍，無丁可徵，只得退而求其次，徵未成丁的中男，但沒有人去想一想：「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當然更沒有人去理會新娘哀惋的呼問：「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即使在戰爭中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也跳不出官府強徵入伍的巨網。石壕村的情景更加悽慘，那個老婦已有兩個兒子戰死，家中惟剩衣不蔽體的媳婦，以及嗷嗷待哺的孫兒，但為了應付徵役，竟然也被抓去當差。與她同命運的是一個老翁，子孫都已陣亡，自身依然難保，投杖從戎，使同行的人也為之辛酸。這組詩寫戰亂中丁男俱盡，役及老婦，男女怨曠、家破人亡的慘酷景象，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但即使在這種幾乎無法生存的境地中，一貫含辛茹苦、忍辱負重的百姓，居然還是忍了下來。統治者眼中的愚民、頑民、刁民，在國難當頭之時，表現得異常通情達理。統治者播下禍種，造成災難，毀掉多少家庭；而普通的百姓，為了紓救國難，吞食了苦果，承受了犧牲。儘管兒已陣亡、孫幼待哺，《石壕吏》中的老婦還是表示：「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儘管子孫陣亡，老妻無依，心中慘切，愁緒萬端，《垂老別》中的老翁，還是毅然作奮身保國之語：「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崗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儘管新婚之夜即生離死別之時，心亂如麻，柔腸寸斷，《新婚別》中的新娘還是這樣勉勵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儘管生不能養，死不能葬，母子飲恨，終身酸嘶，《無家別》中的單身漢，還是以此自解：「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在如此悲慘的狀況下，竟能說出如此感人的言語，無怪後人讀了這些詩，只覺血淚滿紙，聲情宛然。辭雖曠達，意彌沉痛，真椎心刻骨、至性至情之言。

在新安道中，杜甫對那些被強徵入伍計程車兵，尚能作些寬慰勸勉之語，當他離開石壕村時，面對嗚咽不止的老翁，已經無話可說了。到寫「三別」之時，詩人甚至放棄了「三吏」中所用的問答體的形式，讓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來講話，直敘其哀怨。這決不是詩人的態度越來越冷靜，越來越客觀，恰恰相反，他的感情變得越來越沉痛，越來越憤激。詩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為面對這種不幸，空泛的勸慰已經毫無意義，是因為詩人的隱痛，已經難以言喻。當他作「三別」的時候，已經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觀的描述。他寫《新婚別》，己經化身為那個新娘；他寫《垂老別》，已經化身為那個老翁；他寫《無家別》，已經化身為那個單身漢。這些敘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聽來的，而是從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惟其如此，才能寫得這樣逼真、這樣深情、這樣動人。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但是，這種人世間的慘狀，能夠感動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