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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龜年在開元、天寶年間為梨園樂師，與其兄弟彭年、鶴年三人在當時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寵愛。「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裡，中堂制度甲於天下」（鄭處晦《明皇雜錄》）。可見他當初聲勢的煊赫。「一從鼙鼓起漁陽，宮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頭遺老在，譜將殘恨說興亡」（洪昇《長生殿?彈詞》）。玄宗入蜀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為人歌數闋，曾在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王維《相思》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歌畢，滿座莫不慘然涕下。

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碰見同樣流落到此的李龜年，寫了這首詩：「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岐王李範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據史載，他「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舊唐書?睿宗諸子傳》），崔九即殿中監崔滌，甚得玄宗寵愛。據《舊唐書》本傳，他「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二人均在開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黃鶴認為：「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云岐王，當指嗣岐王珍。」（《杜詩詳註》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認為杜甫當時還小，不可能在「岐王宅裡」、「崔九堂前」，聽李龜年歌唱，懷疑這首詩「非甫所作」（姚寬《西溪叢語》引）。仇兆鰲根據黃鶴的說法，認為詩中所說的「崔九堂前」也只是指崔氏舊堂罷了，岐王、崔九死時，還沒有梨園，因此，李龜年不可能和他們有來往。對此，浦起龍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嘗考《明皇雜錄》，梨園弟子之設，在天寶中。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則龜年等乃曲師，非弟子也。曲師之得幸，豈在既開梨園後哉！明皇特舉舊供奉，為宜春助教耳。則開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師？又公《壯遊》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開元十三四年間，正公十四五時，恰是年少遊京之始，於『岐王』、『崔堂』，更復暗合。世有細心讀書人，請無信後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讀杜心解》）浦起龍這段話，也存在不少問題。（《資治通鑑?唐紀》玄宗開元二年正月載：「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範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據此，至開元十四年，梨園已創辦十多年了。浦起龍說它建於天寶中，是沿襲了前人的錯誤。至於用杜甫《壯遊》中的詩句，作為其出遊「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據，也缺乏說服力。其實，「尋常見」、「幾度聞」，只是說李龜年當初經常在李範、崔滌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內演唱而已，未必一定與詩人本身有關。

清代方東樹說：「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昭昧詹言》）這首詩和《丹青行》、《劍器行》所表現的都是這同一主題。晉室南渡，「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座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世說新語?言語》）詩末兩句，即從中化出。李龜年為一代樂師，當初聲動長安，如今以劫後殘生淪落江南，榮枯頓殊，握手黯然。回想當初歌舞昇平之況，更增國破家散之恨，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心中悵恨，真不知從何說起。此詩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變遷，人情的聚散，年華的遲暮，已盡在言表，見風韻於行間，寓感喟於字裡，包孕著一種深沉的哀思，蘊藏著無數辛酸的眼淚。在表現手法上，此詩也頗有特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