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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意見是張國燾，認為使紅軍遠離中國內地靠攏蘇聯，是畏縮退卻。

李德主要站在蘇聯利益的角度上。張國燾當時滿腦子都是打成都。他們考慮的，皆非當時紅軍所處的實情。

林彪與彭德懷也對紅軍發展的戰略重點提出不同意見。

這是中央紅軍的兩員主將。出發點與著眼點與李德、張國燾完全不同。

兩人雖然主張發展的方向不一樣，但都不主張以打通蘇聯為第一要務。

直羅鎮一戰打敗東北軍的進攻後，林彪流露出他想帶一些部隊去陝南打遊擊。瓦窯堡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徵求各軍團主要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林彪抓住這個機會給中央寫信說：開闢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他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名單所列的紅軍指揮員都跟他南下發展陝南。

毛澤東批評了林彪的這封信。

12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並轉林彪：「在日本進佔華北的形勢下，不能把陝南遊擊戰爭提到比陝北等處的遊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遊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主要幹部去作遊擊戰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同我們有些分歧的。中央認為有當面說明之必要。現在前方軍事不緊張，因此仍望林來中央一行，並在此一個時期，這於林是有好處的。」

毛澤東這個電報對林彪的批評比會理會議說他「是個娃娃」嚴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處理方法。他沒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實現毛澤東設想的「並在此一個時期」。相反他於12月26日再發一個電報，堅持「我還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遊擊戰爭」。

林彪個性中這種倔犟，決不僅僅是1970年廬山會議後拒不檢討才剛剛表現。

毛澤東沒有回覆林彪這封電報。

林彪主張向陝南發展。彭德懷則主張鞏固陝北。

1936年1月，彭德懷在甘泉指揮作戰，收到毛澤東關於東徵決策的電報，閱後思慮再三，1月26日回電毛澤東，坦陳自己的意見。

彭德懷認為：陝北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煙稀少，敵不易對我形成「圍剿」局面，是紅軍活動的好後方，應該鞏固發展這塊根據地；但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人數大增，陝北貧瘠，紅軍發展有一定困難，要同南面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還可能把在河南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引進西北，這是不利的一面；東渡黃河在呂梁山一帶建立根據地比較理想，可慮之處是一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剛剛結束長徵，體質很弱，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13000人；二是過去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來，不能因此再失去陝北這塊根據地。

彭德懷以後回憶說：「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徵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

這就是東徵前後，圍繞鞏固發展現有蘇區和打通蘇聯這兩個任務出現的爭論。

李德稱紅軍東徵打通抗日路線的行動是「想挑起日蘇戰爭」，不足為慮。

林彪提出在陝南打遊擊戰爭，向南發展，勢必同正在與紅軍商談聯合抗日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發生衝突，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再乘機進入西北，就將陷我於大不利，也不現實。

所以張聞天堅決支援毛澤東將重點放在打通蘇聯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吸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侷促於一個地區並不能鞏固。紅軍行動應更加廣泛、更加靈活一些；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於擴大。

但彭德懷的意見卻不能不考慮。彭德懷則認為，從兵力看，東徵的目的主要是調動佔據綏德、吳堡一線的晉軍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