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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個叱吒風雲的共產國際的中國通米夫。26歲時首先提出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質和分階段設想，被史達林稱讚為是個貢獻；後來又主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改組，扶持王明上臺。1938年37歲時，死於史達林的大清洗。

還有那個曾給中國革命以巨大影響的鮑羅廷。

1927年7月27日，鮑羅廷從武漢起程，離開他為之奮鬥了4年的中國。當他在鄭州期間，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蔣介石的八一南昌起義訊息像火焰一樣傳播開來。領導這場起義的，是他的學生和崇拜者周恩來。但他什麼也沒有說。瘧疾仍然在折磨著他。他胳膊上仍然打著石膏。他的身體已經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8月3日，當八一南昌起義部隊開始南下的時候，鮑羅廷乘車悄悄離開了鄭州。

就如史達林後來對毛澤東講「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一樣，在史達林那裡失敗者是必受譴責的，不論史達林原來怎樣信任你抑或你實際上多麼忠實於史達林本人。「廣州的列寧」鮑羅廷回國後失去了信任，當了造紙和木材聯合公司副經理。他對這項新的業務一竅不通。木材和造紙與操縱國民黨和共產黨、指揮一場大革命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他極不適應，也幹不好。不久被解職，去做工廠廠長。還是不稱職，又一次遭到批評。

已經十分低調的鮑羅廷內心的火焰還沒有熄滅。他相信還有偉大的革命在等待著他。他開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開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氣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擔當革命的代理人。德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克勞斯·梅內特說，鮑羅廷給人一種「被廢棄了的火車頭鏽在岔道上的感覺」。

他的確像一輛鏽在岔道上的舊蒸汽機車頭。中國大革命對他就像消散的蒸氣，成為一場遙遠的夢。外國記者問他的過去，鮑羅廷總是守口如瓶。

他諸事不順。擔任《莫斯科每日新聞》主編後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迅速奪去了他大兒子弗雷德的生命。

鮑羅廷日益變得淡泊，看破一切，與世無爭。

他最後還是爭了一次。

1948年底，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訴他，他從前的中國夥伴們馬上要掌握政權了。她還帶來了一本介紹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書稿。那是在延安走訪了毛澤東，在解放區待了很長時間後寫出來的。書中未提蘇聯對毛澤東理論的發展有何貢獻，卻著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國學習，特別是在莫斯科，他們能夠整段背誦引用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的話，對中國的實際問題則無知到了極點」的教條主義者。

這本書因此不允許在蘇聯出版。最後一次激動的鮑羅廷打破了對中國問題長達20年的痛苦沉默：「中國人不是在節節勝利嗎？他們的理論不可能都是錯的！」這是別人聽到他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

這一態度給他帶來了更大的麻煩。

為毛澤東的反教條主義叫好，自己又是猶太人，鮑羅廷被扣上「民族主義者」、「同外國民族主義者有牽連」的帽子。他1903年脫離「崩得」加入布林什維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認為是一個「崩得」。

1949年2月4日，鮑羅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獄，被認定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結束三大戰役，全國勝利指日可待。

鮑羅廷活到67歲。1953年9月3日，《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首先報導了鮑羅廷去世的訊息。他死在伊爾庫茨克附近的一個集中營裡。時間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營僅僅活了兩年。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雅各布斯說：「這顆曾在中國上空閃爍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為難以尋覓的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