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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都被關了禁閉,調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間,她曾經自殺未遂。後來,她的神經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營有好幾個北京知青都對我講了她和他們的故事。每個講故事的人都會講出更曲折的細節和更離奇的猜想。張瞎子告訴我,那個“老昆明”是和他一批來到東風農場的,他在沒癱瘓以前曾經是個有名的勞動模範。
我們分場宣傳隊所在的五營五連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們宣傳隊十六個知青之外,還有二三十個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先是林政莉因為得了腦型瘧疾去世,接著還有一個叫胡國權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時正好我也在場,當時我已是代理副連長。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溝裡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樹,有兩米長。他正扛著木頭順著小溪往回走的時候,突然就一頭趴進溪水裡了。恰好有個我們宣傳隊的北京知青王澤田與他同行,見到這情況,就把他抱上岸,卻叫不醒他了。王澤田喊來其他人守著胡國權,然後跑回來叫我。我叫上幾個宣傳隊的人一起跟著王澤田跑進山裡,我們輪流替換著把胡國權背了回來。本來胡國權比較瘦,體重並不很重,但他渾身是軟的,我背起來就顯得特別費勁。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連隊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呼吸了,老昆明知青魏寧對他做口對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營裡的醫生來看時,確認胡國權已經死亡了。後來,醫生給的結論是先天性心臟病發作。後來我和其他知青把他的身體洗乾淨,換上新衣服。老工人給他準備一個棺材。大家把他停在生產隊的會議室中間,旁邊點著蠟燭,輪流給他守夜。第三天全隊男女老少給胡國權開了追悼會,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邊。
我覺得胡國權的死,其實並不是因為勞動強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臟病之外,估計跟營養不良也有關係。我們連隊是老連隊,生活條件在農場裡應該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連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鍋裡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種菜是把蘿蔔葉曬乾,加進辣椒淹成的鹹菜。我們蹲在一起邊吃飯邊聊天的時候,一笑都會把碗裡的菜吹飛了。有一段時間,因為沒有電,我們吃的玉米是沒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飯的時候,一邊吃一邊吐玉米皮兒。 。 想看書來
⒏ 在西雙版納的密林中(12)
我們一年就只能吃兩三次豬肉。生產隊的豬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殺一次豬,每個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來先把肥肉狼吞虎嚥地吃了,再慢慢品嚐瘦肉。第二天早上,連隊的廁所就排隊,很多人都拉肚子。我們的男女廁所下面的糞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聲音也是交響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著馬燈翻看著那本已經被我翻舊了的小說《紅巖》。看到地下工作者閒來無事,在書店裡吃著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書也看不下去了。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級允許每戶私人可以養一頭豬了。我們連的老工人多,私人養的豬也多。上邊規定,私人殺豬要分一半給連隊,沒過幾個月,我們連隊幾乎每個月都能吃一次豬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連隊很多都是老知青帶新知青,大家都不會種菜、養豬,經常要吃“韭菜一湯”,就是在米湯裡撒點兒鹽和一些韭菜就當菜了。長期以來,在大部分連隊裡,一年到頭,油、肉、蛋和蔬菜幾乎少得等於沒有,又由於種橡膠的勞動強度很大,再加上西雙版納是瘟疫區,很多知青得了腎病、肝病或者瘧疾等疾病。
1976年1月,我剛回到廣州一年,就從西雙版納傳來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學王開平出車禍去世了。他當時在九營的一個連隊當連長,為了給大家改善生活,他到五營旁邊的寨子裡買了一車甘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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