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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講話稿，就好像擺脫了一個負擔。例如在貝格霍夫逗留期間，每當他口授完講話，他總要在次日午飯時宣佈他的講話已完成，並且期待著這個講話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貫稱讚他的女秘書們或者用他開始時稱呼的&ldo;打字員們&rdo;能幹。有時我們工作時間太長，也就是說，口授進行了幾小時之後，一個人才替換另一個人。首長常說：&ldo;你們打字速度比我說話還快，你們是打字機上的真正皇后！&rdo;

說到這裡，他總要聯想起他早年訪問納粹黨區領導機構時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難。他說：&ldo;在多數情況下，姑娘們一見到我就激動，臉脹得通紅，結果一事無成。一旦我發現了這一點，我就隨便找個藉口，如我還得等待一個訊息，中斷口授。&rdo;我覺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為為他工作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ldo;我來顯示一下我的打字藝術好嗎？&rdo;有時他開玩笑地說，&ldo;我打字不過如此吧。&rdo;然後他擺出一副樣子，似乎打字機就在面前。他夾上一張紙，將它拉直，轉動滾筒，然後開始在客人們報以掌聲的笑聲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時還不忘移行和按動大寫鍵和空格鍵。他表演得那麼形象，連職業啞劇演員都不會超過他。他無疑具有偉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別人的能力。

隨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帶一個女秘書，即沃爾夫小姐和我輪流去。這樣，我們就無暇顧及個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見縫插針去做。我們一有空總是要留下：可以用電話在什麼地方找到我們。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給我們造成的沉重負擔，但是，他又不想再僱用新的女秘書，因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邊出現新的面孔。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毫無個人自由，沒日沒夜地處在一種待命狀態。

有一次在去漢堡的火車上，報話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車回到柏林去。還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節遊行時，我正在奧德昂斯廣場觀禮臺上坐著，喇叭裡傳來了廣播聲，&ldo;施洛德小姐馬上到攝政廣場（希特勒住所）去&rdo;。在療養期間，常常僅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斷療養的情況也多次發生過。

希特勒的原則是，對計劃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這件事辦完為止。這一原則也使得我們承受著經常性的壓力。他的旅行雖然都是提前計劃好了的，但是希特勒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宣佈啟程的時間。在等待訊息的漫長時間裡，每次我們都極為緊張。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給我們一點兒自由，他便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ldo;我身邊的每個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rdo;實際上，如果有誰敢於自行其是，他是決不會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學醫院住過數周，希特勒在勃蘭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呂克納的陪同下於聖誕節的前一天看過我一次。他送給我一束他以往習慣送人的紅玫瑰和一本有他簽名的書。他高興地告訴我，當他下汽車的時候，在齊格爾大街的婦科醫院門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著說：&ldo;所有看到我走進婦科醫院的人都會想，我探望的是為我生小孩的女友。&rdo;

在他看我的時候，他關照在場的主治醫生、樞密顧問施特克爾教授要儘可能快地使我恢復健康，因為他急需要我。當時很明顯，我被他指定為他的專職打字員。每位女秘書在希特勒那裡都有其&ldo;受寵時期&rdo;。我的&ldo;受寵時期&rdo;未受削弱地持續到1941‐1942年，約在進軍俄國開始之後。

1937年到底還是僱用了一位女秘書。這樣，我和在希特勒私人辦公廳工作的格爾達&iddot;達拉諾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寵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