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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我對他說，他的確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說：&ldo;恰恰相反，我必須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麼世界輿論會怎麼反應。&rdo;午飯後不久，他就驅車離開大本營，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於1944年7月20日發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臥床休息……

阿爾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審訊我之後，用標準的德語對我說：&ldo;你是一個受歡迎的人，至少你講話是客觀的，而那些被審訊過的納粹黨區領袖和部長們說話卻官腔十足。我在考慮是否應該保護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況告訴等候在隔壁房間裡的14名記者，碰碰你的運氣。&rdo;

這天，他還同情我。但是過了幾天美國《時代》和《生活》雜誌的記者又出現了，其中還有著名記者傑克&iddot;弗萊施納。在與這些記者談話之後，我和住在同一個房間的伊爾澤&iddot;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過去的副官維德曼上尉的女秘書。曾與元首護衛隊一位隊長結了婚）制定了今後的計劃

我經常利用他們請我同他們&ldo;合作&rdo;的機會，想方設法說服他們在貝希特斯加登為我們倆找個房間，以便使我們從後湖那種可怕的環境裡擺脫出來。當時人們只能在六公里的範圍內活動。伊爾澤說，我們買一匹馬和一輛車，坐著馬車到呂訥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裡，想得多美。可就是實現不了。

我被監禁

1945年5月28日，我連同我的兩個箱子和一臺埃裡卡牌的手提打字機一起被兩個美國人帶上了一輛吉普車。我必須跟他們到奧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ldo;專家們&rdo;的審訊。在貝希特斯加登換乘汽車的時候，打字機被扣了下來，不允許我把它帶在身邊。這是一臺嶄新的打字機。應我的要求，人們給我開了一個收據，後來我才知道，收據上只有一個出廠號碼。還不知他們當時是怎樣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個名叫洛澤的藝術商人曾對我認識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說，一個美國人在紐約充滿自豪地告訴他，說他有一臺&ldo;曾屬於希特勒&rdo;的打字機。

下午晚些時候我們來到奧格斯堡&ldo;伯倫住宅區&rdo;。住宅這裡都是些小房子，裡面原本住著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們不得不離開這裡，牢騷滿腹地搬到住宅區外面去住。他們對我們的惱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站在大街上對著我們罵：&ldo;納粹豬玀&rdo;等等。住宅裡除了桌椅和床墊之外，其它東西他們都搬走了。

到達伯倫住宅區時，我還不知道當時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吉普車開到一個相當大的廣場上。那天天氣很熱，陽光灼人，光著膀子的男人們瞪大了眼睛從窗子裡驚奇地望著外面。我以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裡。過了一會兒，我在一個窗子的旁邊發現了尤利烏斯&iddot;紹布和海因裡希&iddot;霍夫曼教授。

我被帶到了一間辦公室裡，一個美國人檢查了我的箱子，並且很有收穫地找出了一瓶法國白蘭地和一條香菸。我請求他還給我，但無濟於事。為此他對箱子裡的其他東西就不感興趣了。

隨後，另外一個美國人把我帶到了一座樓的二層樓上，在樓梯口站著一個衛士，眼珠骨碌碌地亂轉，手握著上了刺刀的鋼槍。在空蕩蕩的廚房裡，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攝政王廣場16號住所裡的管家安妮&iddot;溫特爾女士。在另外一個房間裡住著萊伊的最後一個女朋友馬德萊娜&iddot;萬德勒和他的奧地利籍的女秘書。

奧格斯堡俘虜營的頭頭是一位臉上長著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夾著一根藤鞭。他同那夥負責監督俘虜營的美國高階軍官來到廚房，好奇地望著我們。相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