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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立達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師、匡互生、朱光潛、劉薰宇、陶載良、陳望道諸先生外，還有方光濤、陶元慶、夏衍、許傑、夏承法、裘夢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認識的黃涵秋先生等等。

由於爸爸1924所作《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一畫使上海《文學周報》的主編鄭振鐸先生著了迷，後來《文學周報》為他出版了《子愷漫畫》，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畫冊。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譯作《苦悶的象徵》問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樂理論書《音樂的常識》;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術理論書《西洋美術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緣緣堂隨筆》。就這樣，一個文藝全才漸漸地脫穎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後，我家曾遷居嘉興，住在楊柳灣金明寺弄4號。關於這一段時期，我將在後面另設一節補敘。爸爸雖住嘉興，也常去上海立達學園。

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役中，立達學園校舍被毀，必須修繕。到秋天才能複課。那段時期，爸爸可能回石門了。石門的老屋惇德堂一直為她的遊子張開親切的懷抱。不過這時已多了另一處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後面，隔一條煤沙弄。平屋的那塊土地，據說是我祖母手裡買下的。這塊地上原有三開間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據我媽媽回憶，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來，辦喜酒時有兩張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裡去。後來，1925年以後，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繕，就開始住人了。應該說，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緣緣堂，而是平屋;不過那是祖業，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為什麼，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達復校的校務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暫住。法租界的租金當然很貴，我們只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樓，住了一兩個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來搬去時，我還沒出生或太小，一點印象也沒有。但在雷米坊時，我卻留下一個回憶：那時我老是坐在樓梯轉角處旋銅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經過樓梯轉角處，總是俯身說一句：&ldo;一吟，你又在旋銅板了?&rdo;那時我們能有什麼玩具呢!一枚銅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離開雷米坊後，爸爸把家人送回石門，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義裡校舍中(後來家人也去住過)。

在這12年內，爸爸除了專科師範、春暉、立達以外，還在別的地方供職：上海城東女學，前述的上海中國公學，還有寧波的第四中學和育德小學，上海大學、上海的澄衷中學、復旦實驗中學、復旦大學、開明書店，松江女子中學等等。

在開明書店，除了葉聖陶、方光濤、錢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結識了一大批朋友：徐調孚、賈祖璋、顧均正、傅彬然、盧芷芬、周振甫、宋雲彬、王伯祥、顧惠民、趙景深、唐錫光、宋易、金仲華、範壽康、範洗人、張沛霖、索非、章克標、章錫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統照、鍾達軒、丁曉先、郭紹虞、胡伯墾、王知伊、朱達君、莫志恆等等，還有當過開明董事長的邵力子。

以上我幾次都列舉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們的名字時，模樣就活龍活現地出現在我眼前。

12年內住了13處，爸爸的辛勞可想而知。為了養家餬口，他不得不東奔西走。但爸爸總希望有一個較理想而又穩定的住處安置家人，讓自己在奔走辛勞之餘也好有一個避風港。

六年&ldo;華屋&rdo;

1933年春，新屋緣緣堂落成了。

關於緣緣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還我緣緣堂》一文(1938年作)中說&ldo;此堂成於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