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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於光明說道，“這是赤裸裸的挑釁啊！”

廖國昌說：“我們比對了兩名受害人，二者存在一些相似之處。特別是她們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樣。”

“這下那些記者們可又活躍起來了。”李書記一邊說，一邊用手指了指辦公桌上堆著的那沓剛送來的報紙。

於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報》，上面發表了一張彩色照片，一個身穿紅旗袍的姑娘倒在閱報欄前。

“上海第一起連環變態殺人案，”廖國昌大聲讀著報紙上的內容，“‘紅旗袍’一詞如今已變得家喻戶曉，各種揣測四起，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不安之中……”

“記者都瘋了，”李書記打斷了他，“啥圖片和報道都發出來，真是唯恐天下不亂啊。”

他的這種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對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稱。其實，之前在這座城市並非從未發生過連環殺人案，只是得益於高效的媒體管控，那些案件從未見諸報端罷了。一旦這樣的案件被媒體曝光，就會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國有報紙對於此類案件都是儘量避而不談的。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報界也都堅守著自己的底線——即新聞工作者必須揭露醜惡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書店裡、電視機上都充斥著西方那些燈紅酒綠的玩意兒，有些東西還是咱們的陳大探長翻譯的呢！”廖國昌說道，“報紙專欄上都開始玩起福爾摩斯式的推理遊戲了。看看《文匯報》，正預測下一起命案的發生時間呢。‘週五將會出現另一具身穿紅旗袍的女屍。’”

於光明接話道：“這是常識，連環殺人案的兇手通常會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會一直這麼幹下去。陳隊長翻譯過一些關於連環殺手的東西，我覺得咱們應該聽聽他的看法。”

“去他媽的連環殺手！”李書記貌似被這個詞激怒了，“你跟你的領導談過了嗎？我想還沒有吧。他現在忙著寫論文呢。”

陳超與李書記素來不合。於光明深知這一點，所以他選擇了沉默。

“擔心啥啊，難道說死了張屠戶咱就得吃混毛豬嗎？”廖國昌話裡帶著幾分挖苦。

李書記顯得特別激動：“這些殺人犯簡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們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幹了，你們警察能奈我何’？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透過在人民群眾中製造恐慌的方式威脅社會穩定！我們應當把調查重點集中在那些對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來他的邏輯還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語錄》的時代。於光明心想，照你這種邏輯，“階級敵人”可多了去了。李書記向來以在刑事偵查上濫用政治理論而著稱。這位局黨組織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當成刑警隊的一把手了。

“兇手肯定有個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就在他家裡。他的鄰居也許聽到了些什麼呢。”廖國昌說。

“沒錯，通知所有居委會，特別是靠近兩處案發現場的那些。毛主席說過，我們要依靠人民，”這時李書記拿出領導的威嚴指示道，“現在，為了儘快破案，廖隊長、於警官，我授權你倆牽頭組織一個專案組！”

直到李書記走出辦公室之後，兩位警官才開始正式討論案情。

於光明先開了腔：“我對案情不甚瞭解，特別是對第一個受害人一無所知。”

“這是第一個死者的資料。”說著，廖國昌遞過一個鼓鼓的資料夾，“目前我們還在收集第二個死者的資訊。”

於光明拿起第一個死者的放大照片。烏黑的頭髮遮住了這個姑娘的一半面龐，她身材姣好，旗袍將她的曲線勾勒得玲瓏有致。

廖國昌介紹道：“從胳膊和腿部的傷痕來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