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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凡坐汽車的人都該槍斃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問我緣故。我說：坐汽車的人大約分四類。第一類是武人。這是不消說了，武人沒有不直接或間接殺人放火過的。第二類是官僚。官僚沒有不直接或間接收賄過的。照袁世凱的欽定法律，受賄五百元以上，便要槍決，凡配坐汽車的官僚，當然沒有不受過五百元賄賂的，若不宣佈死刑，“洪憲皇帝在天之靈”斷難瞑目了。第三類是商人。商人的錢，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錢，是夥計們的血汗。工人夥計們不能穿潔淨衣服，沒有勤勤洗澡的錢，幾乎不能維持生活，他卻酒食快樂，嫖賭納妾，這才有汽車。一國內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們富了，自有別人窮；他們快活坐汽車，自有別人投河跳井。這少數人的汽車，就是多數人沒飯吃的代替品，就是違背“均無貧”一種道理的徵驗，所以他們該槍決了。第四是紈子弟。這種人不勞而食，不織而衣。讓社會養他的生命，卻不酬報，已經是罪過了；更為著他一人的“過食”，使得許多人沒有食，他一人的“過衣”，使得許多人沒有衣；更為著他這“驕侈淫佚”，許多*他這“驕侈淫佚”的制度，在社會里存著，彷彿是當然的。總而言之，這四種人自己都不能生產，反而妨害別人的生產。社會為著有他，減了許多力量，造了許多階級，作了許多罪惡。他們所有的，就實在的道理看來，都是劫掠得來。強盜的罪惡，人都曉得，這種人的罪惡，大於強盜幾十倍，卻有不合理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間至不平的事啊！

過了一天，回想這一段議論，真個有點瘋氣。天地間事是這樣容易說的嗎？社會上的問題是用這法子解決的嗎？

又一轉念，瘋話誠然是瘋話了；但是因其是瘋話，更覺不錯。仔細揣想幾回，其中也有極可自信的道理。汽車的可恨，是因為坐汽車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為有了少數富人便有多數窮人。所以汽車可以說是階級的表現，社會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樂在幾萬骷髏上的畫圖，現代物質文明無意味的暗示。若是緊握著這片感情，仔細地會悟去，對於現在的社會，可以得個深切的觀念，歸納出個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許行托爾斯泰諸位先知的社會政治理想，也不過受這樣的一點感動“擴而充之”罷了，——然則瘋話真個可愛了。

尋常人說上幾句瘋話，便覺可愛，若是純粹瘋子，可愛的很，更不消說了。在現在社會里求“超人”，只有瘋子當得起。瘋子的思想，總比我們超過一層，瘋子的感情，總比我們來得真摯，瘋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瘋子對於社會有一個透徹的見解，因而對於人生有一個透徹的覺悟，因而行事決絕，不受世間習俗的拘束。我們精神健全——其實是精神停頓——的人，只知道社會的形式，不知道社會的內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跡，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見精神異常——其實是精神發揚——的人，便以為瘋癲。這真恰恰像我們的祖先看見不曾見過的藍眼黃髮“人”，大叫以為“鬼子！鬼子！”我再舉兩個例：我們這“人”，非特不講“人道主義”，並且不講“狗道主義”。請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覺悟了，知道人並不以“狗道主義”回答它這忠愛了，頓時逢人狂咬，實行“暗殺”的手段，人不特不以為“以德報怨”，還要大聲疾呼地說，“瘋狗，打死它”。又譬如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對於人世的見解，真個透徹極了，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托爾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但是過了些時，何以無數的非狂人跟著狂人走呢？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闢不經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還是愛他，像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