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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君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宣告: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聯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學科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併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裝置,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