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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相當數量的土地似乎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比如，史靖在為士紳開列的七項條件中將“有一份豐厚的財產”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並且認定“雖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紳士，不過紳士則一定都是地主”。　史靖：《紳權的本質》，吳晗等：《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2頁。

因為士紳階層處在封建國家的官方和普通民眾之間，這一階層具有組織協調民間社會的作用，也可以作“貧民大眾和官方之間的緩衝階層”。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第29頁。具體用張仲禮的話來說，士紳階層“作為一個居於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特權的社會集團，也承擔了若干社會責任。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有組織團練和徵稅等許多事務。他們在文化上的領袖作用包括弘揚儒學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以及這些觀念的物質表現，諸如維護寺院、學校和貢院等。”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第48頁。蕭公權也寫道：“說士紳是鄉村組織的基石，其實並不誇張。村莊可以、也確曾在沒有士紳的狀態下存在；但沒有士紳的村莊，很難有任何高度組織性的活動。”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p�317�士紳階級的上述功能或在民間社會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認為，士紳階級就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中產階層。我們承認，士紳階級與西方的老式中產階層或小資產階級有相近之處。不過，由於這個階級中的大多數人是脫離勞動的、具有相當的寄生性質，並且常常是封建社會暴力統治的代言人，因此他們和美國早期的自營農場主以及歐洲市民社會中的自營企業主還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種“準中產階層”。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層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並在20世紀上半葉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一階級成員主要的來源有這樣幾部分：（1）原先鄉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資本計程車紳及他們的子弟，進入城市從事現代民族工商業成為所謂“新士紳”；（2）1840年以後，隨著外國勢力進入中國，外國企業和資本即所謂“洋行”也進入中國，他們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識分子充任文職僱員，這是中國社會第一批“外企白領”；（3）在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中也出現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伴隨著政府機構的日益擴充套件和科層化，也出現了第一批政府官員；（5）最後，伴隨著現代教育和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大學教授，以及律師、作家和藝術家等自由職業者。這最後一批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對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國社會的傳遞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中國第一代中產階層的產生過程中，作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個十分合適的孵化器。儘管開埠甚晚，但上海因為獨特的殖民經歷和與世界文明的直接對接之便利，在其經濟獲得迅猛發展的同時，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步伐也比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來得更為迅速。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分工的細化，帶動了上海的人口增長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和零售商店越來越多，老式中產階層應運而生；而且隨著金融業、商業、運輸業、新式學堂、銀行、律師事務所、海關、電報、郵局、鐵路系統等現代服務業以及各式洋行的出現，各行業中的職員、科層組織的管理人員、政府公務員、由教師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