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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懷德，所以結果還是沒有好大的成功。這一點，你們也應特別注意。”

祖父要求下屬至少不蹂躪、不摧殘佛教，這是硬約束。至於信仰佛教，是作為“公務人員與民眾感情聯為一氣”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體會，他本人是依據這個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過程中，他的觀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於形成為某些潛意識。信仰形成和變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潛移默化發揮著重要作用。

有一件親歷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對祖父心靈的內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發高燒，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醫院住院治療後，我每天去陪住護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邊，見他醒過來，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會兒，含笑說，我剛看見一個金光菩薩站在那裡，再仔細看，是你啊。我告訴祖父，他已經昏迷了幾天。他聽後說，這次病已無大礙，過來了，我自己曉得。

高燒後的幻覺裡出現佛教中的世界，這說明祖父的潛意識中已經留下佛教影響的痕跡。

祖父雖然認為佛教中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並對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決策總是依據其政治理念和實際的冷靜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預言，哪怕是這種神秘預言來自高僧大德。他對於藏區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對藏區的滲透有深刻的理解。據父親回憶，1949年臨近解放的時候，曾有西藏大德給祖父來電雲：共產黨有籠罩全國之勢，但終不能成功。這封來電父親在祖父那裡看到，準確時間父親已經記不清了，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父親向我講述時是逐字背出的。雖然來電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義的決心並未因此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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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法（1）

祖母有寫毛筆字的習慣，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每天必寫。她寫字的時候，祖父如果在家，偶爾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時候也在一旁看，看著看著，就看出了一點興趣。祖母看我有興趣，就開始教我寫。怎樣握筆，怎樣起筆，怎樣轉折，等等都一一教來。祖母常臨帖，她喜歡臨的是顏真卿的《勤禮碑》。這也是我最早臨的帖。祖母還特別告誡，寫字要使每一筆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寫過了，即使不滿意也不能描。這都是上小學之前的事。記得上小學後，學校書法課的初始階段是“描紅模”，即把作為樣本的字以紅色在紙上印好，讓學生循之描寫。祖母對於這種教法很不以為然，並特別反感於“描”字。她認為這樣做，就把基礎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紅模”作業時從來不描，只是寫。祖母的這些告誡，對我後來的寫字風格，不無影響。

我學寫過幾次，得到誇獎，更有了勁頭。看我開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為例作示範的。他的書法示範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有兩處。一是祖父用雄渾的筆觸寫了個繁體的“劉”字。這個“劉”字，不僅左邊的結構使人覺得非常穩固，而且寫右邊的立刀時最後的頓挫、回筆、挑鉤讓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後的一筆“捺”，由細到粗，頓足之後再提起來，很是厚重。祖父寫這幾個字時的運筆狀態深深地印在我腦子裡。從祖父行筆和字型結構看，他的字也是顏體的底子。我猜想，祖母習顏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響，或者就是他推薦的。和《勤禮碑》的字型風格相比，祖父的字沒有那樣豐潤，要更加剛一些，但和我後來臨過的顏真卿的《多寶塔》――我覺得那是顏字中偏剛健和秀氣的一部帖――的風格相比，沒有那樣秀。

行筆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銘的書寫。祖母去世後，骨灰存放於福田公墓。後來將骨灰盒移置於公墓骨灰廊時，需要鑲一塊小墓碑。父親命我書寫碑銘。我以楷書寫下“劉母楊蘊光千古”。寫那個“劉”字的時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寫“劉”字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