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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那頭”，但是這位大詩人竟是如此的含蓄，不肯透露半點訊息，為什麼“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而他的鄉愁不過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一張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墳墓”、“一灣淺淺的海峽”。詩人真是一位超越主義者。他超越乎政治，他超越乎民族，他超越乎地球，他超越乎太陽系統，他超越乎宇宙……

余光中（10）

《盤古》認為，“這篇文章對臺灣現代派詩和現代詩的批判比較搔到癢處”。其實，這是從政治出發的評論。作者嫌余光中不夠“*”，要餘在鄉愁詩中加進所謂“解救大陸同胞苦難”的內容，還嫌余光中在詩中沒有說清為什麼會“大陸在那頭”。看來，批判者對詩一竅不通，他用政論的寫法要求詩，對“郵票”、“船票”、“墳墓”、“海峽”這四種絕妙的意象，如此貼切地表達了離鄉、漂泊、訣別和望歸而不能歸的離愁別恨，將抽象的“鄉愁”真切、生動地呈現出來的妙處不能理解，更不會欣賞。由此可見，不是余光中“超越乎政治”，而是批判者太熱衷於政治；不是余光中超越民族，而是這位洋博士錯誤地認為大陸同胞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他認為余光中不愛國，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篇為來自紐約、署名谷若虛的《創造海外華文的新文藝》，屬中間派觀點——其實，就批判火力來說，一點也不“中間”，如該文要求海外作家起來批判不健康的資產階級文化，如商業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主義等。作者以余光中為靶子，指責“像余光中這種極度崇美崇洋的文化人，當他所崇拜的文化走向沒落死亡而對祖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卻又一無所知，甚至採取敵視態度時，心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落感和無根感。因此，這種無根感和失落感，基本上是由於中國小資階級寄生於沒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而產生的。如果能擺脫這種寄生關係，我們將立即可以發現一片廣闊無垠的文藝創作領域”。這裡說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指鬥批改、上山下鄉之類，余光中不願意瞭解並且不讚美而採取“敵視態度”，有何不可？作者批余光中用的是大陸流行的大批判詞彙，因而此文所期望的以大陸樣板戲為榜樣的“海外華人新文藝”，歷史已證明不可取。

第三篇為香港有名的左派作家絲韋即羅孚所寫的《關於“認真的遊戲”》43，由四篇短文組成：《看詩人教授的“遊戲”》、《詩人教授充分亮相》、《詩人教授“大捧”些什麼》、《“迴歸”和十人難“迴歸”》。此文沒有點余光中的名，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盤古》編者認為：“無論是左、中或右，他們對余光中作品中所反映的意識，都是否定的。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收到為余光中辯護的文章。余光中是不是‘愛國詩人’，答案似乎愈來愈清楚了。”44其實，上述三篇文章都是經過編者精心挑選的。在臺港或海外，還有許多肯定余光中的文章，他們就沒有選。如中國臺灣顏元叔所寫的長文《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45、中國香港黃國彬的《“在時間裡*”——細讀余光中的〈白玉苦瓜〉》46、美國夏志清的《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延續》47，都不認為余光中是賣國詩人，相反還認為餘氏具有強烈的現代中國意識，“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詩人”48。

應該承認，《盤古》發表的批余文章，有些也確實抓到了餘氏作品的某些敗筆和與普羅文藝強烈相牴觸的觀點，但不贊同共產主義不等於是賣國，否則臺灣眾多詩人均要變成賣國詩人了。況且這些文章批餘時常常粗暴地切斷別人文章的文脈然後借題發揮，與文學本意相去甚遠，如絲韋從《敲打樂》中只摘對自己有利的詩句做文章就是片面的。絲韋后來認識到這一點，在1993年香港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曾當面向余光中道歉。　。　想看書來

余光中（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