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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舉便成為官員選拔的主要手段。所謂推舉，就是將&ldo;吏&rdo;推選為&ldo;官&rdo;。雖然人們一般把&ldo;官吏&rdo;並稱，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遠，官是經過科舉出身由國家任命的政務員，而吏卻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門裡操持具體事務的事務員，不算國家編制，雖然能拿朝廷俸祿，卻屬於&ldo;不入流&rdo;。不過，吏的地位雖低，卻很重要，靠讀書考試成為官員的讀書人吟風弄月、尋章摘句很拿手，卻無法處理繁瑣的具體事務。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說對國情民瘼諸方面的瞭解，十個官也未必及得上一個吏。

兩宋時期，胥吏為士大夫所不齒，由吏入官是極個別，若是哪位不是考科舉而是因為在吏的職位上做出成績而升為官，便會被認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視。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講究務實，既然吏是從基層幹出來的，處理事務的能力自然出眾，於是大開以吏升官之門，中下級官吏都要從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員中選拔。本來官與吏高下懸殊，屬於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區別，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ldo;哥倆好&rdo;‐‐&ldo;曰官曰吏, 靡有輕賤貴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後之官。官之與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勢分相臨也。&rdo;

以吏為官，大量有實際事物經驗的基層幹部有了提拔升遷的機會，對於政府建設、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處，可這推舉制度名為&ldo;制度&rdo;，卻沒有&ldo;機制&rdo;。一個胥吏要成為官員，能否被推舉，沒有固定的選拔模式，是否能力出眾沒有統一標準，這就出現了&ldo;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領導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rdo;的情況，透過人情關係、賄賂請託等手段獲取推舉就大行其道。而胥吏雖然粗通文墨, 但未經過系統的儒家教育，有術而不通&ldo;道&rdo;，大部分沒有&ldo;八榮八恥&rdo;之類的價值觀，他們為官之後, 往往比科舉入仕的貪官更加巧取豪奪、寡廉鮮恥，所謂：&ldo;府州司縣吏人幼年廢學, 輒入吏門。禮義之教懵然不知, 賄賂之情循習已著, 日就月將。及至年長, 即於官府勾當, 往往受髒枉法, 遭羅刑憲。&rdo;

中國自古講究&ldo;德才兼備&rdo;，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會讓大量迂闊無能之輩和偽君子進入仕途，而以吏為官，重術不重道，卻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場，在專制時代，這樣的矛盾始終無法化解。可相對而言，無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與有道德卻比較平庸的人相比，是兩害相較不能取的&ldo;重&rdo;。

阿合馬才能出眾而道德敗壞，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說與以吏升官的推舉制度大有應和。

和禮霍孫請開科舉，並非不知道科舉之弊，但在沒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舉確實是最不壞的選官制度。然而，身為蒙古人的和禮霍孫卻忘記了，老皇帝忽必烈對於科舉的厭惡，除了其不夠務實之外，還因為這項制度會使得漢人迅速佔據各級官僚體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說學習子曰詩云如何是漢人的對手？當地方中央的官員大部分成了漢人，且不說蒙古人的統治地位堪憂，自己想要堅持的&ldo;內蒙外漢&rdo;的體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土崩瓦解。在經過山東李璮之亂和暗殺阿合馬事件之後，忽必烈對漢人的猜忌越來越深，著這個時候提出開科舉，無疑是逆老皇帝的龍鱗。

何況，和禮霍孫做了宰相後，光想著清除阿合馬的影響和推行漢法，對於日益窘困的財政並沒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頓方法，也沒有新的生財之道，&ldo;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