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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重視務實是忽必烈一生貫徹的信條。任何空洞或難以立見實效的東西都會被他棄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夠見實效，他會不管什麼來路都立即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學說、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他委任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國師；漢傳佛教的各個宗派都受到恩賞，甚至曹洞宗大師福裕被賜予&ldo;光宗正法&rdo;名號，之後更被追賜&ldo;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晉國公&rdo;的封諡：道教各派也都被撫諭，正一道天師張宗演更被委任總領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還吃著高額的朝廷俸祿；掌管基督教的機構崇福司，秩從二品，級別相當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區，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選以及羅馬教廷派來的主教；至於伊斯蘭教，因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極高尊榮的回回人，更是有專門的回回掌教哈的所，執掌回回人的刑名、戶籍、詞訟事務,獨立於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蘭教徒還享有減免差役和賦稅的權力。

在當時的世界，人們往往因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為死敵，任何國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將宗教和政治有機的統一起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們，則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統治下出現一個所有宗教和信仰都並立且都為自己所用的國家。這在當時，無疑是特立獨行的。

誰也不能說百花齊放不是好事，但種類、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氣候殊異，要想使之共生共榮，就得有精緻的花房。這種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說已經完美的建立了起來，更不要說數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孫所統治的臣民主體畢竟是儒家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漢人，其他的宗教不過是可有可無的補充。以漢地為主要統治區域的元帝國，將儒教從獨尊的地位上拉下來，和其他宗教擺在平等甚至較低的地位，漢人的精英們無法用自己千年來所熟悉的方式獲取進身之階，必然會積聚不滿。當這不滿遇到合適的的機會，比如天災讓普通百姓無法正常生活時，他們就會帶著百姓們用血和火來宣洩。正如在基督教國家剝奪教士的特權，在伊斯蘭國家剝奪毛拉或阿訇的特權，必然會出現極為可怕的結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的實驗最終失敗，而失敗的代價便是帝國的毀滅以及其後的兩個朝代極力排斥著&ldo;百花齊放&rdo;‐‐既然要吸取教訓，那矯枉就必須過正了。

不過，元王朝在後忽必烈時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著之前的北魏或之後的滿清方向前進，雖然這種可能最終未能實現，卻成為貫穿有元一代的一條隱線。

一條漢化、儒化，始終與忽必烈的&ldo;內蒙外漢&rdo;，一國多制糾纏較量的隱線。

這條隱線以忽必烈藩邸和&ldo;金蓮川幕府&rdo;中的漢人儒士為發端，以元惠宗和脫脫髮起&ldo;更化&rdo;為結束。而使之鞏固並貫穿整個元朝統治期，則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漢法派與理財派的鬥爭。而在歷史的記述中。漢法派總以&ldo;忠臣&rdo;面目出現，而理財派則頂著&ldo;奸臣&rdo;的帽子登場。

其實，拋開一分為二的武斷，其實漢法和理財本不矛盾。行漢法也要理財，國家沒有良好的財政自然無法運轉。但理財是為了安定和發展，如果以理財為手段，又以理財為目的，一切唯利是圖，且不講&ldo;開源&rdo;‐‐想辦法發展生產而生財，只想&ldo;截留&rdo;‐‐在現有狀況下加緊搜刮，那便是禍國殃民，屬於竭澤而漁了。有人把阿合馬等人歸為&ldo;回回法派&rdo;，說回回法和漢法決然對立，並不準確，回回法相對漢法確實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