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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宋健其時尚幼，不知何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聞“鬼”色變，便將大人臉上那種無限驚懼，深深的習染影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朧朧的有些知道，那個叫“鬼子”的東西，是個極惡的物事，是萬萬惹不得的，這物事不光只吃愛哭的小孩兒，而且連不愛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進肚裡的，比招來虎狼之類的動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來了“鬼子”，那就大禍臨頭了。

於是，心裡就怕怕的，一頭扎進母親的懷裡，屏住聲氣，學乖不哭。

那時的許多孩兒，都是在這樣的恐嚇中長大的。

鬼子加上貧窮，一個總是怕怕的，一個總是餓餓的，作為一個小孩兒的日子便很是不好過，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還是要好過許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們總是捨不得吃，先要緊著孩兒吃飽，然後才輪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來了，大人們首先要保護的還是孩子，所以大人們的日子，比小人們的日子更加難過。

小時候的宋健，想來天資很是聰明，至於頑劣與否，宋健卻沒有提過。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貧窮和戰亂之中的宋健，照舊會有一個無憂無慮嬉戲玩耍的童年。再苦難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為童年最善於的是忘卻，只要有父母的愛與呵護，只要和小夥伴們在一起，頓時便會忘卻怕怕的和餓餓的感覺，變得非常非常的快樂和富有，這時那怕啃一口樹皮，喝一口涼水，也會覺得十分香甜。

何況，那時處於窮鄉僻壤的一個村莊，還沒有被現代化的工業汙染，燒殺搶掠的三光政策再惡毒，大約也燒不盡鄉村中的自然風光吧？想來鄉村還是一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風光，侵略者燃起的戰爭的惡焰，大約也顧不及這麼一個窮鄉僻壤，只是偶爾地伸著貪饞的火舌，湊上去舔個一口兩口，舔過了便會走開。

春天畢竟是要來的，夏天也必然不會遲到，走出破屋去，眼裡仍然可以看見山是青的，水是綠的，田野風光是秀麗的，自然還是生機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雖然生於戰亂，心裡怕怕的，肚裡空空的，可是因為童年裡有父母的呵護，有自然的撫愛，心靈卻是健康的，沒有因為戰爭和貧窮而扭曲。

那個小村莊的人們世代務農，天天每每地面朝黃土背朝天與田地擰眉，跟村裡的養的雞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裡刨食，因為主人無米可餵它們。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貧窮的眼裡，便成為一種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話來形容：全村世代無鴻儒，戶戶近白丁。

更值得慶幸的是，村子裡有一個老師，名叫張紹江，在這個窮村裡辦了一所貧窮的小學，貧窮的是教室，卻不是知識。兵荒馬亂也不肯離開，堅持不懈地教幾十個幼童上完了四年級。試想，如果這位張老師當年走掉，那麼恐怕宋健便會和父母一樣是個文盲，至今還在那個小鄉村裡務農，農忙時伺弄莊稼，農閒時閒話桑麻，中科院裡便會少了個控制論的專家，國務院裡便會少了個國務委員。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寇佔領了華北，山東，膠東各縣城鎮相繼淪陷。日軍燒殺搶掠，民不聊生。張紹江老師不得不含淚離開了孩子們，以便回家去照料一家老小。村裡的孩子們都無書可讀，宋健求知慾正強，像一隻餓綠眼的老鼠，每天都四處找書看，沒事就翻那幾本舊課本看，課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馬亂之際，誰還會想到讓孩子們讀書呢？宋健整天心裡悶悶不樂。

宋健很動情也很感慨地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們一隙之明，李琪、林一山等共

產黨人領導了天福山起義，成立了山東抗日第三軍，建

立了敵後根據地。浴血抗戰之際，他們也未忘讓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