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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被人批評。

七

問題是，良心不可依恃，貪婪是人的本性。&ldo;陋規&rdo;給貪腐帶來了極大方便。而腐敗如同洪水猛獸，只要一開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間和雍正初年的陋規數目，一般都十分驚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撫衙門的陋規數達七萬四千四百兩。而據雍正初年山東巡撫黃炳奏報，當地巡撫衙門每年接受的規禮達十一萬餘兩。而河南巡撫則奏報：&ldo;一年所有各項陋例，不下二十萬兩。&rdo;

相對於上面估計的雍正年間一位巡撫的實際年支出是八千到二萬兩，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的默許下，官員們會超越&ldo;合理&rdo;限度多遠。

所以雍正皇帝進行的&ldo;耗羨歸公&rdo;和&ldo;養廉銀&rdo;改革就顯得無比英明。他以公開的&ldo;養廉銀&rdo;來補足地方官員開支的需要。此後，總督最大的一筆固定收入是養廉銀。養廉銀制度使得官員的俸祿比以前大為增加，禁革陋規在此基本上漸次展開，成效顯著，吏治為之一清。可是這種情況只維持了不長時間，乾隆中期之後，陋規又死灰復燃。

這首先是由於&ldo;養廉銀&rdo;的數額遠遠少於&ldo;陋規&rdo;。雍乾之際歷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孫嘉淦就說，養廉不及火耗之&ldo;少半&rdo;，官員們儘管表面上薪給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實際上收入卻銳減。在官員心底對陋規勢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後，清代物價大幅上漲，&ldo;雍正時期和乾隆末嘉慶初的價格差異巨大，根據整個十八世紀官員的零星記錄，王業鍵估算出這一時期物價差不多增長了三倍。&rdo;於是陋規制度不可避免地復活了。&ldo;當大員們發現自己實際的收入在減少，他們就開始將開銷重擔轉嫁到屬下身上，如同火耗歸公前一樣，公差官員開始責令他們路經地界的官員供應食物、炭薪、僕人、車馬、宴請以及規禮。&rdo;到了嘉慶以後，各種陋規全面復活，數量上則比改革以前還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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