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第1/2 頁)

審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於舉證困難。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證據經過極嚴格的審查，且必須就案件提出確鑿無疑的理由。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的許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倖存證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們又利用國家的大量資源銷毀證據，掩蓋其罪惡行徑。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一有機會便謊話連篇。上至內閣部長、警察局局長，下到無一官半職的普通支持者，無一例外。他們撒起謊來肆無忌憚、毫不動搖，就像在趕就要過去的時髦。法庭上常常是一個不知所措的受害者與幾個肇事者對質，後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裝部隊的軍官。他們後來在申請大赦時，承認作了偽證。（委員會與法庭相比被證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徑：大赦申請者必須表明他們已經披露了全部事實，方可獲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式倒了過來，申請者不再極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實的責任。）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須有非凡的勇氣，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陣營前，對一個孤獨的證人、一個黑人作出有利的判決。

難怪司法系統在黑人中間臭名昭著。人們認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氣，讓正義流了產。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擔任，他們認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見，享受著種族隔離給他們提供的巨大特權，因此認為任何反對現狀的行為都是共產主義煽動的結果。他們一般都支援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反對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國的管轄之外的黑人。舊制度中的許多大法官都是厚顏無恥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願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謀，因此對司法制度的名譽毫無補救之功。當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總的來說，籌碼是大大不利於黑人原告或被告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南非黑人對名譽掃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統的信心。

在此我更應該引述馬霍麥德大法官的精闢判斷：

每一個正直的人一定都極不樂意接受這樣的結局：邪惡行為的肇事者得以逍遙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憲法制約的大赦的保護。但是使我們選擇這條途徑的各種情況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發生的年代裡，有關監禁和犯罪調查的法律以及為調查提供資訊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進行公開調查、取證和糾正。在這個可恥歲月中發生的一切大都籠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實和證據。親人失蹤了，有時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講述他們的遭遇。其他人要麼自由遭到侵犯，尊嚴受到打擊，要麼在留下深重創傷的內訌和衝突中，名譽受到極為不公的詆毀。惡魔與無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專制掩蓋了真相，把它們藏進了我們歷史的陰暗旮旯中。記錄難以獲取，證人要麼身份不明，要麼死了，不能或是不願出庭。最後剩下的，就只有對親人的傷心記憶和本能的懷疑。倖存者因此承受著深重的創傷，但同時他們又無法將自身的感受轉化成經得起法律考驗的客觀和確鑿的證據……[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證據，還有一些則因為訴訟時效、因為犯罪發生的時間過於久遠而受到影響。馬霍麥德大法官在其判決中也指出了這種司法僵局造成的後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於刑事訴訟，那麼另一條出路就是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訴訟權，但又沒有足夠的證據勝訴，繼續讓許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們的親人究竟出了什麼事，使他們對真相的渴求永遠得不到滿足，使他們永遠無法平息心中的義憤和痛苦；與此同時，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卻無法成為新秩序的積極、全面和開創性的參與者，因為他們內心混雜著迷茫、畏懼、內疚、不安，有時甚至是驚恐。[7]

因此，審判作為處理歷史問題的各種可能方式中的極端方案，被否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