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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也好不到哪裡。直到1990年，一些地區的律師協會仍拒絕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師難以從業。種族隔離時期的一條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區設立事務所。現任大法官伊斯梅爾&iddot;馬霍麥德曾不得不鑽到白人同事事務所的廁所裡吃午飯，而白人則在專用的白人餐廳用餐。他要工作時，必須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暫時借用其辦公室。種族隔離制將他劃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過去最高法院的上訴庭所在地布隆泉過夜。於是，當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辯護時，不得不在開庭期間日行400英里，往返於約翰內斯堡和布隆泉之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作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泉！）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負責審理的時間段裡，幾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無論承認與否，他們都為自己的職責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幾乎被奉為聖人。他們極少有人能真正進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為那些人是黑人，而種族隔離制下黑人的經歷，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剝削和壓迫，對他們來說是個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會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負。法庭之外，他們見到的黑人只有家裡的僕人，也不可能問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審時，作為賦予白人特權與霸權的統治階層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幾乎無人同情試圖推翻他們已習以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將其視為壓迫制度的組成部分。法官和律師不假思索地參與了極為不公的司法體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飾，毫無公正可言。

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ldo;合法&rdo;和&ldo;道義上正確&rdo;這兩個概念。因此，當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並不一定要遵守時，他們大為惱火。他們對教會和大眾民主運動及其所領導的抵制不公正法律運動，非常不滿。許多南非白人認為非法等於不道德。如果向他們指出世界上存在著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們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義務是要服從上帝的法則，而不是哪個人的法則。上帝的法則告訴我們，上帝結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鎮找他，並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違法。）

當我們問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與違背正義的種族隔離制合作時，他們往往說最高權力在議會，給司法部門留下的迴旋餘地很小。當被問及為什麼不辭職，拒絕與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時，他們說他們害怕政府會任命更不具正義感的人，保住一點正義的機會總比沒有好。我認為，議會的最高權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國家，議會確實代表人民時，才能實現。南非顯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對堅持法治的法官在位當然不錯，但是如果他們辭職，或許種族隔離的醜惡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這樣的立場可以加速種族隔離制的滅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獨立。

有些法官向委員會提供了精彩的陳述，但遺憾的是他們拒絕出面作證，聲稱這將有損其獨立性。這樣的託詞很難站得住腳。委員會是一個獨特的機構，幾乎沒有重複這一程序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員會作證的人一樣，不會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們一道探討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構建怎樣的司法系統才能幫助我們建立尊重法治、尊重人權的文化。或許我們沒有動用委員會的權力傳喚這些法官是個錯誤，因為他們始終違背事實，堅持自己沒有責任。大部分黑人都認為司法界是邪惡制度的同夥。他們使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應得的合法性，玷汙了整個司法制度。

我們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們不僅竭力為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人們擠出一點正義的空間，而且完全沒有參與制定那些可惡的法律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