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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希望借鑑紐倫堡審判的模式，將所有嚴重違反人權的罪犯都捉拿歸案，讓他們經受正常司法程式的煎熬。結果發現這條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及其軸心國，因此得以實施所謂&ldo;勝利者的正義&rdo;。被告一方毫無發言權，而且由於坐在審判席上的如俄國人本身也是人權的嚴重違反者（在史達林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審判過程讓不少德國人耿耿於懷。紐倫堡審判50年後，我參加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臺在紐倫堡當年的審判廳裡舉辦的專題討論時，仍有這樣的感覺。德國人接受了紐倫堡，因為他們一敗塗地，勝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敗軍身上再踏上一隻腳。在南非，任何一方都無權實施勝利者的正義，因為沒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賦予這種權利的決定性勝利。因此，紐倫堡方案被那些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過渡而進行艱難談判的人拒絕了。

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如果種族隔離的安全部隊認為在談判結束時他們仍將作為肇事者面臨法律的嚴懲的話，他們就不會支援使我們得以實現從壓迫到民主的相對和平過渡這一&ldo;奇蹟&rdo;的談判解決方案了。（當時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預言，認為會發生血洗事件，我們會被全面的災難壓倒。）他們仍掌握著槍桿子，仍然有能力破壞整個過程。

作為和平過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還有一些國際人士，喜歡喋喋不休地抱怨沒有將所有罪犯繩之以法。事實上，我們都很健忘。我們忘了1994年之前我們一直焦慮不安，一場全面的災難如在弦之箭，一觸即發。由於上帝的慈悲，我們得以倖免。那些享受著新制度安排的人過早地忘記了這一切原本多麼脆弱、多麼渺茫，忘記了整個世界仍然以驚異的眼光注視著這一奇蹟的展開。奇蹟是談判解決的結果。如果談判一方堅持將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會有談判解決，也不會有民主的新南非。紐倫堡後盟軍可以打起鋪蓋回家，我們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處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爾&iddot;馬霍麥德在他擔任憲法法院副院長期間，當有人對法律中的大赦條款提出違憲質詢時，他才能夠讚許地引述馬爾文&iddot;弗蘭克爾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陰影：為國際人權而戰》 [3]一書中的話：

懲罰人權罪犯的要求，可能帶來複雜而棘手的問題，因為沒有單獨的或簡單的解決方案。儘管關於紐倫堡審判的爭論仍在繼續，但那段歷史‐對戰敗國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與一國審判自己的罪犯時遇到的可能分裂國家的微妙而危險的問題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個在壓迫性政權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壓迫一結束時就能突然達成團結一致。人權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個人朝夕相處，他們可能有權有勢，而且異常危險。如果軍隊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麼士兵和警察也不會一夜之間變成尊重人權的典範。他們的數量和對殺傷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現實……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時機，陰謀捲土重來。他們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贏得大眾的同情。如果對他們太過嚴厲‐或者法網撒得過寬‐就可能事與願違，正中了他們的下懷。但是，他們的受害者不能簡單地寬恕和忘卻。

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大話，而是當今十幾個國家面臨的嚴酷現實。如果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有更多的國家擺脫了恐怖政權，那麼類似的問題還會不斷出現。由於情況各異，問題的性質也各不相同。

馬霍麥德大法官接著談到南非的局勢：

要想成功地談判過渡，過渡的條件就不僅應該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應該得到因為向&ldo;以自由與平等為基礎的民主社會&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