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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很多議案，要求得到中央的明確指示，克服種種社會流弊和危機。他們致力於實現自治，但他們同時也強烈意識到一個有統治力的全國政府的重要性。

在幫助政府樹立權威、穩定政權方面，銀行家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國，銀行家是商人團體中非常傑出的一群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具備了世界級銀行家的水準。這些人大多曾經留學海外，不但有豐富的商業經驗，對政治經濟體制的發展進步也有敏銳的洞察力。但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往往奉行逐步解決問題的實用主義方針。“則自不能不於無可進步中以求進步”，希望逐漸說服政府接受他們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依舊嚴重，同時，外國銀行的勢力因為戰爭有所減退。這使得中國銀行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他們大量經辦政府的借款。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家們表現出了高度的團結精神，他們用這種團結精神和政府的低效和錯誤作鬥爭。

銀行公會是銀行家們的自治組織。1920年代政府對銀行借款的依賴，推動了銀行家對政治的干預。有意思的是，銀行公會的作用看起來非常類似於當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他們在借款給政府時，往往附帶許多改革性的意見，要求政府接受。1920年12月6日，全國銀行公會在上海舉行了一次會議，與會者提醒政府，如果要獲得資金，就應該縮減軍費，調整國內借款，實行幣值改革。銀行家在推動政府作出政治上的變革和讓步。1921年1月，中國銀行家建立起了自己的銀行團。銀行團表示願意有條件地支援政府。隨後不久，銀行團給政府提供了好幾筆重要貸款，但同時也再次強調了政府推進改革的必要性。在銀行家的推動下，政府同意設立改革幣制委員會，並整理了政府債務，制定了長期還款計劃。

當然，銀行家們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受到種種現實條件的制約。他們的力量也遠遠不足以實現他們的目標。短短几年之後，銀行家就不得不放鬆了對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們依然想要實現國家政治結構的徹底改革。1922年3月，商業公團聯合會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國是會議。會議的組織者把商人們召集起來，研討如何使國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後的那種共和國狀態。為此，會議為自己規定的任務包括：確定政治體制，保證全國統一，解散多餘的軍隊，整理財政，等等。可是，會議實際的結果並不如人意。商人們最終僅僅提出了幾個憲法草案。隨著幾個月後曹錕成為總統，恢復憲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終止。國家政權依然虛弱不堪。商人們希望的那種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樣可望而不可即。　。。

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8）

上海商人由於實力突出，並且緊鄰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遠。1923年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了一次會員大會，宣佈獨立。以往的類似行動往往意味著國家*和地方割據。但這次上海商人獨立，並不以領土佔領和軍事實力為基礎。商人們所做的，僅僅是宣佈與信譽掃地、無法信賴的中央政府決裂。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民治委員會，以此來實現地方上的*和自治，並進而實現理想的公共秩序。

許多人對上海商人的獨立表示嘲笑。他們認為商人們太天真了。“我國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根本已錯。”確實，商人們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們的獨立甚至沒有被政治勢力認真對待。不待軍閥們有所動作，商人們的自治組織就流變為目標有限的聯合會，僅僅滿足於減少軍閥戰爭的危害。

種種的建立自由主義體制的努力都沒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商人們的努力方式。他們的做法往往是談判、協商和妥協，公開發布文告，透過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