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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後各不相像，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別無選擇，成了他們註定要成為的那種人。

六個孩子都相當不錯。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六個孩子都有無數機會使自己過得相當不錯。如果你能相信報上讀到的、電視上和資訊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會發覺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看來，善於掃射的作家雖然發現有人滑稽，有人悲慘，覺得這種狀況很妙，值得一書，但卻不首先去想想人為什麼要活著，如何活著。

單擊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詞造句，但事實上他們也許正在衝破門牆圍欄，從有刺的鐵絲網中劈出一條通道，冒著炮火和毒氣，探索一些永恆問題的答案：“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世上到底出了什麼事？”

如果單擊者們不滿足於單擊作家伏爾泰①所說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②，那麼餘下的便是我準備討論的人權政治。讓我以我和特勞特參加的那場歐洲戰爭中的兩個故事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在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四千萬人死亡之後，德國人投降了。幾天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離捷克邊境不遠的德雷斯頓南面一孤立區域，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尚未由蘇聯軍隊佔領並維持秩序。我就在這一地區，並在小說《藍鬍子》中對此作過描述。成千像我這樣的戰俘已被釋放，另外還有手臂上刺著標記的死亡集中營裡的倖存者、瘋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賽人，應有盡有。

請你注意：人群中還有德國士兵，仍然攜帶著武器但已威風掃地，準備向除蘇聯軍隊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別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維·奧黑爾同他們中的有些人談了話。奧黑爾後來當了律師，為原告也為被告出庭辯護，但現在他已歸天。在那時，我倆都聽到德國人說，美國人現在必須接替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對付不信上帝的共產黨。

我們回答說，我們不敢苟同。我們期待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會變得更像美國，有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審判和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等等。反過來，我們也應做到他們聲稱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面：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務和機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諸如此類。

奧卡姆剃刀。

當時的奧黑爾和我其實不比孩子大多少。我們走進了春天的鄉村裡一間沒有設防的穀倉。我們正尋找食物——任何能吃的東西。但是我們發現的卻是一個躺在乾草堆上身負重傷、顯然即將死去的德國人，是個臭名昭著的殘忍的納粹黨衛軍上尉。直至近幾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遠的某個地方負責嚴刑拷打、組織屠殺死亡集中營裡的受害者。

像所有黨衛軍隊員和所有死亡集中營倖存者一樣，這個上尉的手臂上也應該文著一組數字。要說戰後命運的嘲弄嗎？這種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奧黑爾走開。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說他期待著死亡。我們對他無動於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惡。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他清了清嗓子，表示還有話要說。又一次碰到了臨終遺言的事。如果他臨死有話要說，除了我們他還能講給誰聽？“我浪費了一生中的最後十年。”他說。

你想談時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總以為我十分了不起。她錯了。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會主義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劇作家肖伯納①——在八十多歲高齡時曾說，如果大家認為他聰明，那麼他真的十分可憐那些被認為愚鈍的人。他說，他活了那麼久，現在終於學得聰明瞭，能夠勝任辦公室打雜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倫敦市決定向肖信納授勳章，對此他表示感謝，但他說他早已為自己受過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