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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學習多年的張聞天當然深知被形容為「普列漢諾夫」的分量。他平素溫和沉靜，這回卻再也坐不住了。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如果說博古與張聞天以前的分歧還偏重於理論或不涉及根本，那麼廣昌一戰使爭論上升到誰是普列漢諾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線了。張聞天已經在發言中說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兒主意了。

會議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無一人表示意見。

沉默，變成一道裂縫，開裂著六屆四中全會的堅冰。

最直接的結果，導致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大幅度接近。在雲石山「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上，張聞天把被形容為「普列漢諾夫」前後的苦悶，都對毛澤東談了出來。

在此以前，毛澤東已經爭取到了王稼祥。

當時中央已作出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軍團的決定。毛澤東知道張聞天這個態度後，立即向中央建議，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這一建議極其重要而且十分關鍵。如果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軍團，就很難設想遵義會議能否召開以及開成個什麼樣子了。

這就是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偉人的歷史主動性。

由於毛澤東的堅持，紅軍出髮長徵時，三個人都留在了中央縱隊，成為以後新三人團的基礎。如果說這就是索爾茲伯裡所謂的「擔架上的『陰謀』」，那麼卻是「謀」在了上擔架之前。

長徵出發了。在中央縱隊裡，三人團博、李、周忙於指揮戰事。毛澤東便利用此特定環境，在與張聞天、王稼祥反覆交換意見之中，形成一個毛、張、王「新三人團」。

毛澤東後來說：「在長徵以前，在政治局裡我只一票。後來我實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又透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

遵義會議的核心，在長徵出發前已經產生。

對老三人團打擊最大的是湘江之戰。此戰紅軍損失過半，博古深感責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緒一落千丈。在過了湘江的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不斷朝自己比畫，被聶榮臻看見，上前勸阻說，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最敢於負責的李德卻變得經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認錯，反說湘江失敗是意見分歧，因此貽誤了戰機。

只有周恩來一人在默默堅持工作。

從1934年12月1日全軍渡過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一個半月之間，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了三個重要會議：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

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

這些都是遵義會議的鋪墊和準備。

雖說十月懷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艱難。

雖說積聚了足夠的量變，但完成質變也何其艱難。

毛澤東在推動這一質變發生的過程中，又何其堅忍。

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湖南後，毛澤東就開始對張聞天、王稼祥談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此時只是三個人小範圍內討論階段。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過湘江之後，毛、張、王開始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從翻越廣西北部越城嶺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領導內部的爭論公開化了。

通道會議是第一個重要場所。在這個討論紅軍行動方向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上，李德提出讓平行追擊的薛嶽部超過去，紅軍在其背後向北轉，與賀龍、蕭克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西進，向敵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這個建議除張聞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