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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寫成的。

這3038份調查問卷透過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電話訪問系統完成。具體抽樣方法為：首先從上述五個城市的黃頁電話號碼簿中獲得各城市的電話局號，然後按照各城市電話號碼位數（n）與電話局號位數（m）之差（n�m），由計算機自動生成0～10n…m之間的隨機數，最後由局號×10n…m＋隨機數即組成電話號碼樣本。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最後完成的3038份有效樣本進行簡單的分析：（1）樣本的性別分佈：男性樣本數為1503人，佔有效樣本的49�5％；女性樣本數為1535人，佔有效樣本的50�5％。（2）樣本的年齡分佈：19歲以下的樣本數為223人，佔有效樣本的7�3％；20～29歲為921人，佔有效樣本的30�3％；30～39歲為547人，佔有效樣本的18�0％；40～49歲為493人，佔有效樣本的16�2％；50～59歲為435人，佔有效樣本的14�3％；60歲及以上為404人，佔有效樣本的13�3％；此外，另有15人拒絕回答，佔樣本的0�5％。（3）樣本的城市分佈：北京市樣本數為606人，佔有效樣本的19�9％；上海市為604人，佔有效樣本的19�9％；廣州市為603人，佔有效樣本的19�8％；武漢市為608人，佔有效樣本的20�0％；最後，南京市為617人，佔有效樣本的20�3％。

在整個電話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被訪者對本次電話問卷調查非常理解，並積極給予支援與配合，從而使我們順利地完成了這次電話問卷調查任務。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進行對比，我們發現無論從性別結構還是從年齡分佈上考察，本次全國五大城市的調查結果與上述五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很高，這表明本次調查的質量比較理想，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電話問卷調查完成後，我們採用SPSS　11�5統計分析軟體對全部資料進行統計處理；同時，我們也對上百盤訪談錄音進行了認真的整理。整理後的個案編碼由字母和數字組成，字母為被訪者所在城市的漢語拼音的首字母，數字則代表被訪問者的先後順序。如“B1”，表示北京的第1號訪談者；“S5”則表示上海的第5號被訪者，以此類推。

研究的第三個階段為時近12個月（2004年7月～2005年6月），在這12個月裡，我們先後舉辦了多次研討會，分析相關資料和資料，並開始按共同擬定的綱要撰寫《全球中產階層報告》和《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兩部著作。同時，為了瞭解1949年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狀況和中國臺灣地區中產階層的歷史與現狀，我們還專門邀請了有歷史學背景的連連博士和來自臺灣的胡正文博士撰寫了附錄一“1949年前的上海中產階層”和附錄二“身處變遷下的臺灣中產階層”。現在我們能夠看到，透過我們近30個月的共同努力，有關中國和全球中產階層發展與現狀的敘事經緯已經編織而成，儘管其中存在許多不完善和疏漏之處，但它起碼為我們的解讀提供了歷史與現實文字。

有關本項研究的若干說明（2）

第一章中產階層的認同及其建構

中產階層的認同及其建構

我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原來僵硬的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鬆動，人們的職業、身份和社會地位迅速變化。肖文濤：《中國中間階層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第93頁。社會的各種力量在重新分化組合之後，一個粗具規模的中產階層嶄露頭角。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對這一新興社會事物給予了高度關注。但是，由於這一中產階層出現的時間尚短，國內對它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關注點也僅限於中產階層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