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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鼓勵這些外國記者到延安去親眼看一看。

董必武說:&ldo;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沒有根本性的爭論，因為我們同樣贊成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三民主義要求中國各政黨都能促進民族獨立，建立民主立憲的政府，誠心誠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戰爭爆發後，共產黨所做的事沒有一件是違反三民主義的。如果你們到當地去調查，你們就可以親眼看到。&rdo;

幾位記者分別撰寫了有關這次採訪的報導。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國民黨中宣部的新聞檢察官扣壓了。

外國記者們決定採取行動。

斯坦回憶說: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們六人在記者公寓的房間裡，聯名寫了一封致國民黨蔣介石委員長的信，要求他讓我們去延安。記者們都在這封信上簽了名，外國記者俱樂部主席阿特金森準備在下次記者招待會上將此信遞交國民黨的中宣部長。

每週一次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照例在星期三下午舉行。地點在位於記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禮堂。每到這個時候，禮堂裡就擠滿了人。差不多總有一百餘人坐在一張鋪有桌布的長桌子旁邊的凳子上，等候政府發言人的到來。

前來參加記者招待會的，除了十幾個外國記者，還有來自英、美、蘇聯、荷蘭和其他各國大使館的觀察員，有中國官方通訊社和一些重慶報紙懂英語的記者，以及一大群記錄員、新聞檢查官、 政府各機關派來的觀察員等。另外，還有三十幾個男女學生，他們來自中宣部下屬的新聞學校，來現場觀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會並負責答記者問的官員，一般是宣傳部長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長吳國楨。

斯坦後來回憶說，在當時的重慶，隨著局勢的發展，每週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不再是外國記者和官方之間的例會，而成為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們，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會上與國民黨官員針鋒相對的交鋒，這被他稱為&ldo;現代歷史舞臺上的戲劇性表演&rdo;。他說中國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這樣的記者招待會叫做&ldo;我們惟一的國會的替身&rdo;。

2月22日，這一天，外國記者們有備而來。

又一場舌戰開始。

率先提問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剛到重慶時還曾任國民黨中宣部的國際新聞處的顧問，負責編寫政府需要的新聞。如今，他站在了記者的立場上。

白修德問:部長先生可否告訴我，對共產黨地區的封鎖是否仍在繼續?

梁寒操卻反問:你講的&ldo;封鎖&rdo;是指什麼?你從哪裡知道有關封鎖的訊息?這訊息是從哪兒傳來的?

提問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來，我曾到過西安四五次，在那裡，我被告知，不可能從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運去醫藥物資，軍事物資也不能運送……這就是我講的&ldo;封鎖&rdo;。

商量好採取集體行動的記者們，與梁寒操、吳國楨展開了交鋒。

他們要求有權根據自己的觀察來報導，而提出不願意受中國政府嚴厲的新聞檢查或新聞封鎖。他們還希望去採訪被封鎖的延安。

斯坦問:我們可不可以請延安方面就形勢發表一個宣告?

白修德說:假如政府準備發表一個宣告，我希望讓共產黨也準備一個宣告，以便我們同時發出。

梁寒操回答:在戰時，是不允許一個分裂的政府這樣做的。

《倫敦新聞》的記者蓋德爾提出:我要問，到底準不準我們去共產黨地區?能不能去延安或者陝北?

梁寒操回答:就我個人的意見，我希望你們都去，但這要軍事當局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