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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郭的議論發於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漸形成一種輿論或運動。代表人物與著作，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〇年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籌洋當議》，一八八〇年左右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1一八八七至一九〇〇年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2一八九〇年湯震（壽潛）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陳虯的《經世博議》、《救世要義》，及約與同時的陳熾的《庸書》。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視。馬曾留學巴黎，薛曾佐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廣交西士，復遊英、法、日本。鄭曾習西文西學，供職美、英洋行，何留學英國，胡肄業於香港之中央書院。他們論及的範圍與馮、郭無何出入，而深度過之，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

外交方面，他們力主維護國家主權，指陳以往所訂條約之害：關稅必須爭回自主，對於民生必需的貨物，寬其徵以蘇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徵以濟國用；現行的稅率盡奪中國利源，與保護商民之理，大相背謬。馬建忠主張於修約之時，堅持改約，取消厘金，提高關稅，以為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鄭觀應的意見，約略相近，凡關稅有不利人民、有礙國家自主之權者，均應隨時自行更變，這是與公法吻合的。海關行政權當操之中國。自總稅務司以至各稅司幫辦，逐步易用華人，&ot;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於榷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尤大&ot;。陳熾於洋員管理海關之害言之亦切（見191頁）。領事裁判權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國何地，即受治於該地的有司，在中國則不然，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張各口岸專設衙門，最好是參用中西律例，審辦華洋訟件，否則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華人。對於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他抨擊極力，有了此款&ot;一國所得，諸國安然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ot;。目前雖難頓廢，不妨另訂一通行之約，會歸於一。1鄭觀應又指出國際公法不全可恃，強國可執國際公法以繩人，弱者惟有隱忍受屈，惟有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關於外交政策，王韜主結好英、日以抗俄，鄭觀應、湯震、孫熾等意見亦然，薛福成主聯絡美國或俄國，但首須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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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訂。

2何啟初撰《新政要略》，胡禮垣衍為《新政真詮》，一名《新政論議》。

經濟方面，他們一致強調發展工業，亦即發展社會經濟。馬建忠說：&ot;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ot;致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富強以工商為先，工尤居首。&ot;非工不可以開商之源&ot;。工為其基，商為其用。閉關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須發展商務，不使外人盡佔中國之利。益事推廣茶、絲，使用機器紡紗、織布，抵制洋紗、洋布進口。同時大興礦政，以求自給。王韜、鄭觀應的主張相同，鄭於商務尤多所發揮。他說外人不患中國練兵講武，特患中國奪其利權，&ot;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ot;。西洋有專理工商的機構，中國亦當仿行：中央設商部，地方設工商公所。中國商務一日不興，外人的貪謀一日不輟，&ot;習兵戰不如習商戰&ot;。商戰就是經濟戰，日本採行的即此政策，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仿行後定可超過日本。 &ot;國既富矣，兵奚不強？&ot;既富且強，方可與各國講信修睦。

學術、教育的改革，鄭觀應主張亦力。國家盛衰。繫於人才，人才出自學校。西洋之強在於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