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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提出，改革進入新階段，必然要改變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許不同政見的合法存在，允許反對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來搞悼念活動，結果&ot;精英&ot;在那裡鬧事，就改變了你的悼念活動。本來開個追悼會寄託哀思，他們卻提出，要為耀邦平反，要為在反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被打擊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變歷史。說準確一點，他們藉口為被打擊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汙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這類錯誤傾向的人，統統在他們的旗幟下團結起來。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把不應劃為右派的許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為右派，後來平反又擴大化，確應定為右派的少數人也平反了。鄧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確的。例如戈揚這類人，過去確實是右派，現在還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ot;文化大革命&ot;時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銘。有的老同志說，我們這些人，有些人&ot;文化大革命&ot;是捱整的物件，現在仍然還是捱整的物件，那時說我們右，現在又說我們&ot;左&ot;，我們被批為一貫錯誤，批我們的人，當時正確，現在還正確，實在奇怪。

我同趙紫陽爭論的次數不少，其中最尖銳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的出發點完全是好意。他說，十二大以來，一直講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存在多種經濟成份和經營形式，他主張改稱為多種所有制形式。我覺得無所謂，經濟成份，經濟形式，所有制形式，無非是對同一問題的幾種提法。後來他講到發展商品經濟這一段，我記得其中有一句話，他說，&ot;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ot;，還講了其他一些話。我說，前面講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後面講發展商品經濟時只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前後不能呼應。我說，這種提法可能導致兩種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都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另一種理解，我們要發展的商品經濟只限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了前後銜接，應在提法上加以區別。是否可以說，發展商品經濟，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他一聽這個話，馬上就火了，說你這是在搞繁瑣哲學，結果就要幹擾改革開放。我說，我不同意你這個看法，我剛才講得非常明白，你的這個定義式的斷語，同你前面的說法不一致，兩種理解中不管哪一種都不對，我們現在不能只允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而不允許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也不能把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統統叫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時萬裡同志插進來幫腔說，我知道，你同胡喬木都不贊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提法，胡喬木甚至說這種劃分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萬裡講的時候火氣不小，聲音很大。我說，我們在這樣的會上不要發脾氣，發脾氣不利於解決問題，還是心平氣和地講道理好。這樣一說，萬就不吭聲了。後來我就此問題又同趙紫陽繼續爭論，爭了約有20分鐘。耀邦在一邊聽，不搭腔。我同趙紫陽爭的結果，還是他妥協。他說，好吧，好吧，發展商品經濟從總體來說，是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我說有了這句話，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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