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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實際上就是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並不只是一個地域觀念。這的確是一個新問題，既要允許，更要研究，只強調一個&ldo;放&rdo;字，放了以後會帶來什麼問題，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許別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濫，未必是妥當的辦法。

不同所有制發展起來，會對公有制、國有企業造成什麼威脅，開始時還看不清，愈往後就愈成為一個問題了。我想：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起來。從我們的政策和鄧小平的意思來看，是要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補充。因此，在政策上給予放寬，在財政上予以支援。開始時，它們樂得、願意當補充。可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國有企業發生矛盾了。它們就不安於現狀了。它們就要與公有制、國有企業分庭抗禮、平起平坐。最後，它們要從每個領域擠掉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補充地位變為主體地位。在許多領域中，到二十世紀末，個體和私營經濟，加上港、澳、臺和外國資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擠掉，由它們佔據優勢。

在港、澳、臺實行&ldo;一國兩制&rdo;，對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我們的政策是保留，但他們並不就此滿足。他們的要求是，港、澳、臺的資本主義，你必須保留；在大陸，他們也要搞一份，先是補充，然後平起平坐；再往後就一個一個領域裡爭取主體地位。海外和國外的資本都是如此。

和過去的國民黨統治不同了，現在我們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與外國資本是平等互惠。外國資本為了進入我們的市場，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條件。但搞著搞著，他們就要佔領我們的市場，擠掉我們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

這些外國資本和大陸的私營企業以及港、澳、臺來到大陸的資本主義企業還不一樣，外國資本是要把整個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在這一點上，大陸的民族資本、港澳臺的民族資本與國外的資本有矛盾。看來，趨勢是這種鬥爭愈來愈明顯、尖銳。

多種經濟成份剛發展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確實起了好作用，我們應該允許和扶持。但同時也應該防止其不利方面的發揮和膨脹，對其有所限制。鄧小平同志也講過這一類的話，即對內搞活有限制的問題，也有限制什麼，如何限制等問題。話是都說到了，但到今天，在實施和執行中，哪些應該限制，限制什麼，還沒提上議事日程。

我是支援改革開放、支援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廖蓋隆說我一開始就反對改革開放，這完全不顧事實。只要把我歷次的文章、講話拿出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擊他的歪曲。但是也應該承認，儘管我提出了這些問題，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為有些問題剛露出苗頭，有些問題還沒有暴露，所以，不以為自己的研究解決了多大的問題。我只是提出了問題，比那種只是強調一個&ldo;放&rdo;字，既不做調查，更提不出問題，連一點防禦都不做的領導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覺1985年是個&ot;春天&ot;。但風浪起伏，並不平靜啊！對我而言，在這一年裡，要說掙扎也可以，要說壓不倒也可以。我是在為黨工作，因此無所畏懼。你想壓倒我，辦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機會我就講一些自己想說的話。但也由此產生了一番感慨，宣傳工作難做啊！

注釋：

1鄧力群：《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18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至第224頁。

2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