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頁(第1/2 頁)

還有一個問題是周揚與文化部的關係。當時文化部長是黃鎮。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劃腳，弄得黃鎮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這樣一來，有人就拿周揚同我們來比。比較後就覺得，我們一進社科院，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到各研究所去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從來不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周揚做領導工作做慣了，他那一套辦法也使慣了，不瞭解情況，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

這期間，周揚在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的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後發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周揚說當時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第三次是真理標準討論。這個報告總的來看還是可以的，但其有一個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對他講，你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思想解放運動，這個估價我贊成。但說思想解放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ot;四人幫&ot;有什麼教條？後來華國鋒搞的&ot;兩個凡是&ot;，與&ot;四人幫&ot;不同，把其歸結為教條主義，也不妥當嘛，不合乎實際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喬木作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南海專門給他配了汽車。這樣，胡喬木原來在社科院用的那輛&ot;紅旗&ot;車就空出來了。負責管車的同志就對我說，這輛&ot;紅旗&ot;車胡喬木沒帶走，應該給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這些問題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說我不坐，儘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資格說，還是把這輛&ot;紅旗&ot;車給老同志用，配給周揚。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辭，就安然坐上了。後來，中宣部調他去當顧問，他樂意去。他調中宣部，把房子和&ot;紅旗&ot;車都帶走了。

從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揚共事時，是真心把他當作兄長或前輩(文化戰線上的一個老戰士，老領導)來看待的、來尊重的，確實對他沒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七 訪日歸來

為了借鑑學習外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的先進經驗，1978年1o月到11月，經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同意，組織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國家經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到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問題。袁寶華同志是團長，京、津，滬的負責人是副團長，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參加，任考察團顧問。

訪問日本回來後，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觀感以及頭腦中思考的問題，如積累和消費問題、農輕重關係、價值規律和計劃性等等，搞了一個講稿，先在社科院、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小範圍講了。1979年第3期《經濟管理》雜誌正式發表了我的這篇講稿，題為《訪日歸來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華月報(文摘版)》全文做了轉載。

從日本訪問回來，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袁寶華擔任會長，我任顧問。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後，立即組織開辦了企業管理幹部研究班。每期一個月左右。在頭兩年，大體上把省一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都輪訓了一遍。

研究班開學後，首先是我們介紹訪日情況和日本的經驗，用人家的東西和我們的加以對照，研究日本的經驗，哪些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鑑，哪些東西需要加以改進。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業管理協會做報告，以後每期都去講，有七、八次。報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一、生產資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價值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