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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社科院後，很快就開始著手抓科研規劃。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開了制訂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大會。會後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們的科研計劃座談會並且講了話。在社科院開展揭批&ot;四人幫&ot;的運動中，我們提出的治院方針，也強調要整頓作風，搞好科研。就是說，搞揭批查運動，也不能妨礙科研工作的恢復。

在開始搞規劃的時候，胡喬木提出了100個研究課題，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是重要的大題目，有些課題是要組織很多人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出了這些題目，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激勵，使大家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範圍裡，還有這麼多重大課題需要研究。儘管只是出了題目，但對科研人員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學問不是沒事幹，需要幹、能夠幹的事多著呢。這件事對社科院影響很大。趙復三對研究所的建設和課題設定的印象很深，在他寫的對喬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這兩件事。在社科院的發展過程中，這兩件事確實起到了衝破老框框、開闢新天地的作用。在這個工作中，胡喬木確實起了好作用，他終究是有學問的人啊！

3 恢復職稱評定

這個工作在&ldo;文化大革命&rdo;開始後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們到社科院時，全院職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階職稱的科研人員為數甚少。&ot;文革&ot;十年中，打派仗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研究人員搞科研成為非法的事。儘管如此，有些人還是比較早就認識到，長期陷在打派仗中對自己沒有好處，於是爭取時間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這次評職稱中，那些利用&ot;文革&ot;期間做了研究工作，確有進步的和有點成就的人，都評上了相應的高階職稱。我們當時掌握的標準是，既不要過低、也不要過高，要和北京的科學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情況相對應。1979年社科院評定出51個研究員、165個副研究員、698個助理研究員。職稱評定製度的恢復，對社科院科研人員從心裡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科研上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務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員應該用主要的時間來搞科研，科研達到了一定水平之後，就要給予相應的承認。應該說，真正切實做到重點轉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以後。這時，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心思都轉到科研工作上來了，一個穩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來了。這是當時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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