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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思緒。我讀《水滸》，只感覺到這本書跟《紅樓夢》太不一樣。《水滸》只承認那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他們本是天上星宿，所謂“天罡”與“地煞”）的生存價值，他們所反對的大官，或大地主，似乎也還有些個價值，起碼是負面的價值，可是一般的個體生命，也就是佔社會總人口中絕大多數的芸芸眾生，平凡的人，過小日子的小人物，在這本書裡常常是一錢不值的，無價值的，忽略不計的。梁山好漢開店，是隨便殺人剁成肉餡包子賣的，除非他們動手殺人以前，及時發現你是江湖上大名流傳的好漢，那才會給你解縛，甚或倒頭便拜，隨之稱兄道弟；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客商旅人，那就一定會被不眨眼地剁成肉泥，即便碰巧他們不缺人肉，不把你麻翻殺死，那他們也會若無其事地把人肉包子賣給你吃，讓你成為“人吃人”的一員！至於梁山好漢為了私刑解決一己恩仇，或為了某一具體苦主抱打不平，或為了其哥兒們劫法場，他們除了殺壞人，殺貪官汙吏，也會很隨意地連帶殺掉一些普通的人、無辜的人，像李逵就常常一時興起，揮動一對板斧，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路砍去，那被砍下的頭中，恐怕是無辜者的比壞人的要多得多。《水滸》毫不尊重、憐惜普通的個體生命，讀來令我心中悶悶。我從來自知屬庸常之輩，是芸芸眾生中一員，雖竭力願好，卻不可能成為英雄豪傑，所以設身處地一想，便不禁冷汗淋漓——作為一名老百姓，落在貪官汙吏或惡霸地痞手裡固然是慘事，但旅行投宿落在梁山好漢所開的店裡，豈不也萬分恐怖？《水滸》不反“當今皇帝”，這是無可辯駁的；但《水滸》中的好漢們徵方臘，究竟有多大的“不對”？方臘究竟好在哪裡？其所作所為究竟給當地的黎民百姓帶來了多少好處？恐怕是一個可以討論（而不是不容討論）的學術問題。方臘取勝，不也就是一個“當今皇帝”？他若任命一個太尉，也一定要從一己的好惡出發，未必就比高俅輩強。宋江等徵滅方臘，也無非是撲滅了一個潛在的新皇帝罷了。

“紅學”前輩周汝昌先生有個觀點，認為曹雪芹在藝術構思上受了《水滸》很大的影響，《石頭記》（即《紅樓夢》）最後也是要為“脂粉英雄”立榜的，不過那是《情榜》，也是十二人一組，先三十六，再七十二，整個兒也是一百零八之數，只可惜現在這部分草稿已然失傳。這有一定道理。雖然藝術上有這種承繼關係，思想內涵上，《紅樓》卻與《水滸》大相徑庭，《紅樓》不僅蔑視皇帝、痛詆“國賊祿蠹”，而且不以成敗，也不以出身地位的尊卑貴賤論英雄，在曹雪芹筆下，個體生命，尤其是女奴的個體生命，閃爍著生命的尊嚴，並且透過主人公賈寶玉之口，公開發出了“世法平等”的呼籲，讀來令人深思，使人振奮。當然，《水滸》比《紅樓》要早四百多年，時代不同，我們不好硬比，更不能苛求。《紅樓》之所以有“人本位”（個體生命本位）的思想萌芽，之所以連劉姥姥的外孫子板兒，以及偶一閃現的農村紡線女“二丫頭”，筆下都充滿著呵護愛憐、尊重祝福之情，那是因為時代已經發展到了那一步，而作者曹雪芹又自覺地站到了時代思潮（或者說是潛思潮）的前列。

我經常翻閱《紅樓》，一再反芻，好比是終身好友，與之親密無間，而對於《水滸》，我懂得那是一本必讀書，是一種不能不知曉的常識，好比是隨時可去求教的嚴師，就我這個體生命而言，遠“水”近“紅”是一種性格的必然吧！

倫敦弘紅記

因為看到拙著《紅樓三釵之謎》，英中文化協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四家機構邀我去作兩場關於《紅樓夢》的報告，我雖不才，但人家確實是出於促進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興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車，僅用三個小時，就穿過海底隧道，抵達了倫敦。甫下火車，在駛往下榻處的汽車上，東道主就把他們安排的活動日程表拿給我徵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