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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發生在桓公三年，相當於魯莊公十二年，起因是齊國攻宋，魯國去救援，擊敗了齊國，姜小白憤而攻魯，在長勺被魯軍大敗。而《左傳》記錄的，是發生在莊公十年春，什麼原因沒說，也沒提規模。

《管子》一書雖有稷下學宮管仲學派整理著書一說，但書中對其他歷史事件的記錄與《左傳》所記載的相互吻合，而且更詳細具體；可信度較高。這樣看來，長勺之戰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小規模的，《左傳》記錄了；《管子？大匡》沒提，因為沒有必要。第二次是大規模的，《左傳》沒記錄，而《管子？大匡》有詳細記錄，還提到了規模。

兩次長勺之戰，勝利的一方都是魯國，齊國兩次被打得跑路；一個地方，跌倒兩次。為什麼《左傳》對第二次大規模戰鬥的勝利閉口不談，而對第一次的小勝大肆渲染？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國民士氣，一個是內幕。

第一次的勝利，正值魯國新敗，國民士氣需要鼓舞；而且勝得理直氣壯，所謂師出有名；所以大書特書。而且曹劌同志對曰的最後兩句，明顯有點故弄玄虛，畫蛇添足。“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春秋至戰國這段時期戰爭的主力兵種是戰車，這個東西在當時相當於現在的坦克。在戰鬥中有衝擊力，能打能撞，而且居高臨下，殺人方便。但也有缺點，目標大，笨重，場地要求比較高，必須在平原上才能使用，進山容易翻車，過不去的溝溝坎坎要人來推，丘陵地帶都不好使。所以，那時候作戰，必須選擇開闊地帶，遇到泥坑都要繞著走。晉惠公就是在一次與秦國的作戰中，馬陷進爛泥坑，沒人來推車，被活捉了。所以，在平原上打埋伏，搞不搞都一樣；戰車目標大，老遠就能看見。步兵可以湊合隱蔽，可是步兵打兵車的埋伏，很不湊合，基本上是去填坑。所以，在此前和此後幾百年的戰鬥裡，都沒人動這平原打埋伏的腦筋。曹劌同志的這個想法，多餘！

第二次長勺之戰雖然取得大勝，但在第二年姜小白組織全齊國武裝反撲的時候，魯國立刻服軟，一勁求饒（自貶為關內侯，服從齊國領導）。接著又在與齊國的會盟當中，國君魯莊公親自持刀以同歸於盡相威脅，曹劌脅從，用流氓手段要回了被佔土地與和平。這些做法和行為，對於魯國“禮儀之邦”的名聲，顯然有很壞的影響。國君帶著大臣一起去綁票，好說不好聽。有損國格和國體，記錄下來真是丟臉。為了國家的體面，史官舍去了平常心，不與記錄。

說到底，第一次長勺之戰對齊國來說，是一場小規模的無足輕重的戰鬥。

既然無足輕重，姜小白也不折騰，大家還是安心搞改革。管仲改革的大刀第一個揮向了農業。在工業革命興起以前，農業在世界上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畢竟大家都要吃飯，不吃飯還幹勁十足的是神仙。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由於齊國糧食產量不僅一直上不去，還持續下降；所以，必須當頭等大事來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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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難流外人田

當時的土地制度不好，是井田制。這個概念很抽象，直接說不容易明白，換個說法就好理解。土地大部分是國君和領主（就是國君賞賜了封地的人）的，叫公田，相當於人民公社；農民的土地很少，叫私田，相當於自留地。農民先要耕作公田，等於給人民公社出力；但無論幹得怎麼樣，這個公社都不發給工分，換取生活用品，什麼也不管，完全是盡義務，白乾。幹完公田才能去自留地勞動，這個收成才歸自己。當然，大家都沒經過政治學習，思想覺悟都不高。所以耕作公田時，大家都不積極，能對付就對付，該糊弄就糊弄，偷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