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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氣還沒開始炎熱，大家穿著長袖單衣，可我走出考場卻出了一手心的汗。幾個熟人聚在一起議論題目的變態，我獨自走到實驗樓底下，拒絕聽，結果總會知道的，何不多過幾天安穩日子。

半個月後的數學課，老師進來，說不上悲喜，班長喊“起立”、問好、坐下。文藝委員領頭唱“請把我的滴歌兒帶回你的家~”於是大家跟著唱起來——每週都有幾節課這樣做，但效果從來差強人意。唱了幾句，數學老師實在忍不住，雙手置於胸前掌心朝下按了按，示意到此為止。不知道誰笑了一聲，全班鬨堂大笑，老師一副苦瓜臉：“太難聽了。”又是一陣爆笑。

可是接下來的話，又讓班裡瞬間安靜下來。他說：“奧賽成績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的：小學生有一種心理，就是自己的事認真聆聽，別人的事湊足熱鬧，逮著機會便落井下石。而成年人永遠事不關己的態度，卻總是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時候處處跟人咬耳朵：“我跟你說個秘密你不要告兒別人啊……”這就是為什麼小學生的大小事物都擺在檯面、針鋒相對，而大人的世界裡主角永遠是最後一個知道真相的原因。

謝健峰趕在老師開口之前說出答案：“全軍覆沒。”

全軍覆沒。

還好，全軍覆沒。

Part　12。時光荏苒

六年級，“少先隊”廣播站改名為“紅領巾”廣播站，我們成了老前輩，開始徵收接班人，十個名額，每天兩個負責執勤，面試的人很多，三到五年級不等，魚龍混雜。初選的時候很頭疼，三年級的小孩換牙，說話都漏風更別說朗讀了，挑到後面沒剩多少耐心，有點瑕疵就直接刷掉，不過還是熬了過來。我和玲瑤負責帶週一的小孩，因為週一升旗程式繁瑣，我倆比較瞭解步驟，不可推辭。

3月12號，植樹節。

周琴芳作為文藝文員，負責組織這場活動。小學除了國慶和兒童節，就屬植樹節最重要了，我們每個班級找個土壤肥沃的空地，到學校附近的山上移植幾棵花草樹木，灌溉成長，等到來年的春天比比哪個班級培養的茁壯，無關獎勵表彰，無關利益得失，只是為了快樂，傻傻的幸福。

可是這一次卻等不到那天了，大家其實都明白，依然心照不宣地登山找苗，可在無人在意的角落，偏過頭，輕拭淚珠。

我想，時光是風，童年是流沙。不知不覺間，那些美好的小碎片紛紛揚揚被刮進汪洋大海，融入山河，四海為家；偶爾回憶起來，它們匯在一起，卻是比泡沫還要虛幻的海市蜃樓。

我們所擁有的，比我們以為的要少。

臨近畢業，廣播站會進行一次大清掃，所有的廣播稿和過期記事本以及荒廢的叢書整理出來，賣掉，聚餐。當我汗流浹背同大家收拾完一切雜物之後，站起身，巡視這個和夥伴們朝夕相處近兩年的小小播音室，一如我們的心，被一隻黑暗利爪刺進胸腔，血淋淋地掏空，滿地的灰塵就是我們掙扎後灑落的血液，觸目驚心。

我以為此去經年，定不復相見，可緣分似乎從不甘願墨守成規，那個小學留著李宇春刺蝟頭的酷女孩兒，那個對我說“友誼地久天長”的小夥伴，那個敞開心扉一同規劃夢想的朋友，那個在我受到威脅極度恐慌時告訴我年輕人就是要叛逆的好姐妹，時隔六年之後在大學公共課裡又遇到了。

我以為我們都沒變，可我們早已面目全非。

最後一個兒童節，對於低年級同學來說是場一年一度的饕餮盛宴，她們做著各種各樣誇張的造型，兩束馬尾用皮筋和綵帶捆起來脫離了地心引力高高翹起，烈焰紅唇、眉間一點硃砂，用塑膠袋和廢報紙套在身上走時裝秀，俞灝加入謝玲瑤的街舞團隊也算了了一樁心願。我們班有兩個節目，一個是大合唱：《跨世紀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