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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發動了國民黨清黨運動，大規模屠殺中共黨員，並迅

即普及蔣氏勢力所及的區域。同時他掃除武漢政府在長江下游的勢力據點：如四月初，二六

兩軍之被逼撤離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財政部上海辦事處，被蔣氏下令撤銷等。他更

進而在南京另建一個對抗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蔣氏由上海移駐南京，召集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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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革命陣營內深刻的分裂，乃以寧漢

的對立著稱於世。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確是太缺乏經驗和應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執行著國共合作的政策，對民族統一戰線懷有過高的幻想。其實，軍人們的獨裁氣質、

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固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

特徵，在反帝的立場上，這些成份也可能表現出民族革命的意識，但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卻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從有利於革命方面來看問題，陷於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麼是國民革命所能容納的限度，也沒有深刻覺察蔣氏勢力的本質。

在上海克復以前，中共曾領導上海工人舉行過三次暴動。第一次是為了響應夏超在浙江

的獨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敗而中止。第二次又為了響應北伐

軍的佔領杭州，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暴動，惟以北伐軍未能即時向上海挺進，再告

失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軍佔領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組織了第三次由工

人暫時佔領上海的大暴動9。

上海工人的這些暴動都是國共合作政策的產品。暴動的時間是由蔣氏的代表鈕永建根據

軍事進展情況所決定的，實際組織暴動則完全由中共負責。當時，國共雙方在上海所組織的

聯席會議的參加人，國民黨方面是鈕永建、吳稚暉等，中共方面是羅覺、汪壽華等。他們合

作得很圓滿，因為國民黨需要得著上海工人的助力，極力對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則以為上海工人多賣一分氣力，將來就可多獲一分權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復上海後，能由

上海市民大會，選舉出一個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獲得適當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

鈕水建、吳稚暉等欣然同意，並曾予以保證。

上海被佔領後，市民大會是召開了，市政府的委員也選舉出來了，可是國民黨的態度也

改變了。首先是國民黨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鈕永建稱病不與中共代表見面，拒絕任何協商。接

著上海工商界選舉出來參加市政府的代表，也託詞不參加市政府的會議。中共則仍根據聯合

戰線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們，積極參加市政的工作。誰知蔣氏到達上海以後，

不問國共雙方聯席會議的協議，聲言市政府並未經過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並禁止

市民會議的集會。

這些事並未使中共發生足夠的警惕。武漢方面反蔣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時

共產國際也曾電令上海中共中央將工人的武裝埋藏起來，當然是料定蔣氏將有壓迫上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