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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了!吃了年夜飯之後，由我和姐姐們商量，安排種種節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紙上掛起來。我們唱李叔同先生配詞的《送別》，唱大家都會唱的30年代歌曲如《畢業歌》之類，也唱種種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齊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著就做種種遊戲如擊鼓傳花之類。遊戲中自然夾著受懲罰的人的種種表演。此外還有猜謎等等。出謎語的大多是寶姐，猜出的人可以領賞。還有一種遊戲是&ldo;猜句子&rdo;。例如&ldo;少小離家老大回&rdo;，讓7個人各記住一個字，然後把本來被關在外面的猜的人叫進來，由他向7個人依次隨意提種種問題。例如問：&ldo;你是幾點鐘起床的?&rdo;那人回答：&ldo;我從少年時候起就是7點鐘起床的。&rdo;這句中就嵌進了&ldo;少&rdo;字，不過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時還沒問完7個人就猜出來了。

還有一個節目是拿&ldo;除夜福物&rdo;。這種遊戲抗戰時期在遵義時，爸爸就教我們做了。日月樓時玩得更痛快，因為人多，而且錢也多了。雖然規定數額，常有人超額。爸爸的那份更是豐盛，有時還買使人意想不到的東西，拆開來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況漸漸不妙。有一次，里弄的工作人員來關照：為了表示鄰裡團結，要我們把門口小院子的三邊竹籬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籬笆為什麼要拆呀?我們心裡實在想不通。可是那時的人都已被訓練得很馴服，誰敢反抗!於是牢牢的籬笆就在我們自己手裡變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條。

到1965年的除夕，情況就更令人不解了。正當我們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唱歌的時候，後門鈴聲響了，進來兩個警察。說是&ldo;來看看&rdo;。好煞風景啊!警察走後，我們再也樂不起來了。誰也沒料到，接下來就颳起了&ldo;史無前例&rdo;的一場浩劫!

有朋自遠方來

在日月樓時期，經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種種客人來訪爸爸。如今對不熟悉的人來訪，一般總有點警惕。可是爸爸的讀者都是從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變成好朋友的。看來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測。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宮正的來訪，爸爸就留他宿在家裡，後來爸爸隨政協參觀團到南昌時還見面，一起合影。&ldo;文革&rdo;中他又來訪。如今又千方百計找到我，數度在上海見面。像這樣的人還有不少。甚至沒見過面的通訊讀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紹興農民&ldo;紅(樓夢)學家&rdo;胡世慶就是一例。我們現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幹的妻子董學文交往。他們本是貧賤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紹興國旅的董總;胡先生卻依舊是個書生，一直在忙著他那部《中國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據說他早年家境貧寒時曾以剛穿上身的價值8元的新衣服換取地攤上標價4元的一套《紅樓夢》石印本，至今傳為美談。

1956年11月，爸爸的老友內山完造先生──當時任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後來任副會長，從日本轉北京來上海參加魯迅逝世20週年紀念會。爸爸和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龍華機場去迎接他。內山先生給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戰前內山先生在上海開內山書店，不是為了經商，而是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走進他的書店，可以隨意烤火聊天，還有茶點招待。買了書也不必急於付錢，儘管等有錢時再去付。

日本戰敗後，爸爸特地去訪問內山先生，並託他買一套日文版的《漱石全集》。內山先生手頭有一套，但缺了幾卷，便以17萬法幣賣給了我爸爸。不久內山先生又把缺卷中的一冊寄來，書價法幣1萬元。爸爸卻匯給他10萬元。內山先生起初對爸爸這一行動不甚理解，後來他到郵局去領款，郵局職工認出了他，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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