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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聯絡。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鐘。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ldo;我們同南京要甚麼有甚麼,可是向武漢要甚麼就沒有甚麼。&rdo;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裡喊的間或仍有&ldo;共產國際萬歲!&rdo;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
蔣介石是先進,他和汪精衛不過步其後塵罷了。
河南戰役勝利之後,武漢政府要人們與馮玉祥約定於六月十日在鄭州舉行會議。會議結
果又促進了武漢的分共。汪精衛的反共理論與馮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這次會議上匯成一股
洪流,衝垮了國共合作。再由馮玉祥與蔣介石接觸,形成了寧漢合流的趨勢。那時,中共中
央鑑於形勢險惡,對鄭州會議已不感樂觀。汪精衛等人的趨向已經顯明瞭;馮玉祥的動向如
何則還沒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後的努力,試圖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準我到鄭州去、我說明:&ldo;我的任務是到河南去佈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組織能在地下生存,
並設法查明鄭州會議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響鄭州會議,不致過分損及我們。&rdo;政治局
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但不妨一試。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為我特備的專車。京漢路當時受著戰火的破壞,沿
途阻礙甚多。但我因與京漢路工人們是&ldo;二七&rdo;罷工的老戰友,得著他們的特別協助,以較
快的速度,於九日下午到達了鄭州。鐵路工人們預先借妥隴海路的辦公大樓,作我的臨時行
館,並為我佈置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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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的專車和馮玉祥的重要將領所乘由洛陽來的列車,同時到達鄭州車站。在只有一張長
臺子的鄭州車站的大廳中,張之江、鹿鍾麟、孫良誠、韓復渠等十餘將領都圍著坐在這張臺
子上,從武漢來的卻只有我一個人。馮部將領中有人說到:&ldo;咱們總司令真有辦法,你瞧,我
們在西北受夠了苦,現在又到了鄭州,看來,準可打到北京過年!&rdo;也有人特別向我提到馮總
司令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遵行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和服從武漢政府。看來,他們似還不
知道馮玉祥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我在行館裡,忙著設法找尋中共鄭州組織負責人,瞭解當地的情況。很快我就見到中共
河南區委中新由洛陽來的同志。他轉來劉伯堅同志(那時任馮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說,馮玉祥對武漢的態度不好,傾向於南京的蔣介石;並說到馮玉祥禁止他的部屬(包括
劉伯堅等人)對外作任何單獨活動。因此,劉伯堅等不便與中共河南組織經常接觸,託他將
這些情形轉告漢口中共中央。
劉伯堅的情報證明情勢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計如果我徑去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