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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為重點，土地革命的政策就顯得動搖不定了。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制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ldo;耕者有其田&rdo;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援，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檔案中總是

先&ldo;農&rdo;後&ldo;工&rdo;的稱為&ldo;農工運動&rdo;；中共的檔案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ldo;工農運動&rdo;，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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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面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3。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4。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歷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並為

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