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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國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這一級，蘇聯代表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但時間一久，情況就很清楚：他們也受到較嚴的控制，他們本身只不過是結合得越來越嚴密的一個組織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話。1946年的春夏兩季，一批與西方代表相處得很好的蘇聯官員為其他一些不太願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個蘇方人員開始表現出鐵板一塊的特點：這種特點是在蘇聯同外部世界接觸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到1946年底，在盟國對奧委員會裡，凡與俄國人打過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後不歸於煙消雲散者，實際上是寥寥無幾。現在已很明顯，西方代表和他們的俄國同僚的關係，看來已不能象在戰爭剛結束時那樣建立在友好的和個人的基礎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國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存在的那種關係，因為在蘇聯世界裡，個人關係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都是用來為克里姆林宮的目的服務的，而代表的遴選與訓練也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在蘇方成員這種逐步與私人斷絕交往的同時，他們的政治態度也相應地強硬起來（本卷前面已有所敘述），而且這種斷絕交往的確很明顯是其精心策劃的採取強硬態度的一個部分。由於蘇聯對外政策的每一個區域性問題都不應孤立地看待，而應視為克里姆林宮對外總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在奧地利產生的這種變化和蘇聯在其他國家採取的總的強硬政治態度以及蘇聯政府逐步拋371 棄和戰時西方盟國的合作，是步調一致的。這種政策方面的改變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政府拒絕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許後者更引人注目‐‐這兩件事上表現得十分清楚了。從東歐國家傳到維也納的訊息是布達佩斯、索非亞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國代表團也遇到同樣的情況。panel(1);

然而，儘管關係惡化，儘管例如蘇聯在奧地利財產管理局的建立使蘇聯對奧政策顯得越來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蘇方在公務上的關係，如果說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難得有所進展的話，那麼在這個時期內也從未變得比冷淡還要糟。即使在開會時往往直言不諱，但會還是照開。即使對函件的答覆可能一拖幾周，但通訊還在繼續。即使正式宴會的請柬很少得到答覆，但到時候蘇方出席的次數還是多於不出席的次數，而在蘇方擔任主席期間，他還是分擔舉行招待會的責任，儘管必要的交談往往用放映蘇聯電影來迴避。

因此，就與俄國人合作而言。即使1945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為泡影，但失望只能說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樣的保留意見，我們還必須說，盟國對奧委員會是起了作用的。透過其卓有成效的機構盟國秘書處，散發了各種檔案，安排和組織了各種會議。每逢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來達到反法西斯的戰爭目的時，四國達成協議還是比較迅速而有效的，有時即使不是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況也是如此。因此，在諸如逮捕戰犯、遭散殘餘的德國部隊並解除其武裝、摧毀納粹戰爭裝置等問題上，交換情報和採取一致行動，相對地說都沒有什麼困難。佔領初期四國還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統一，對四國本身所許諾的奧地利獨立問題，能夠達成書面協議，採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時間一久，東西方對這問題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對奧地利的新聞出版，對奧地利的工會372 組織，對奧地利的政黨都給予自由了。自由選舉舉行了。與選舉的結果相符，奧地利政府成立了。1946年6 月簽署了新的管制協定，於是盟國委員會給予奧地利政府以很大程度的自由。此外，由於盟國委員會的一致同意，糧食供應保持在免於饑饉的水平之上，起初是從盟國本身的軍事庫存中撥出糧食來供應，其後授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到奧地利進行工作。儘管蘇方經常提出強硬的反對意見，許多問題還是達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