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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教王停止耶穌會士的在華工作，中國教禁亦日嚴一日。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準福建、廣東行教開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後三十餘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懲治者，時有所聞。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與反教者之常將天主教與白蓮教並舉，不無關係。嘉慶年間，教士不敢多所活動。一八0五年有兩名在宮內供職的教士，私繪直隸、山東地圖，交人帶往廣東，擬送羅馬，中途截獲。詔以其居心叵測，將一干人犯發往伊犁，西洋堂總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對於在京當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隨，餘俱令回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二0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別在成都、長沙、武昌正法，株連的中國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於繪畫的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為最知名，次為艾啟蒙（ignati sichelbarth）、王致誠（j denis attiret）。乾隆自負的武功，多由他們繪成戰圖。圓明園內的西式建築，亦系郎世寧設計。園內有鍾房，自鳴鐘多至四千餘座，由西洋人擔任修理。對於西樂他同具興趣，所以亦有懂得音樂的教士出入宮中。

有人說明代晚期，耶穌會士被視為顧問，康熙時以學者、客卿相待，乾隆時則有如僕傭。在不違背道統、治統的原則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獻所長的雅量。雍正雖然禁教，仍承認西洋曆法之精。乾隆所愛的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學。嘉慶時教士的地位更為低落，幾不易存身。道光時（一八三八）欽天監內的西人，為之絕跡。

西洋教士初以學術、技藝而為朝廷縉紳所重；雍正後，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時文字之獄復日加殘酷；縱使利瑪竇復生，亦無以施其技，徐光啟再世，亦不敢從其遊。《四庫全書》雖收有西士譯述，而每有微詞，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為&ot;誇詐迂怪，為異端之尤&ot;，&ot;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ot;。異端異學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學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發揮；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承其家學，喜研數理，因恐涉&ot;奇技淫巧之嫌&ot;，不敢公開講求。其他&ot;嗜奇之士，類多委諸例禁，置不敢言&ot;。

禁教並未禁止通商，廣州的互市，繼續進行。商人志在謀利，難望與文化發展相聯絡。十八世紀以來，百餘年間，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科學、技藝的進步，思想、社會、政治的演進，空前所無。中國固步自封，孤陋寡聞，依然故我。彼此觀念距離極遠，利害更相逕庭，根本關鍵由於雙方欠缺瞭解。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徵收課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七二0年行商商準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